凌晨2点,蒋大才一家三口准时带着锅碗瓢盆“入驻”别人家的饭店。
从此时到早上10点,这8个小时是蒋大才一家的营业时间。他们和店主共用营业执照。
(资料图)
这家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盆儿胡同的饭馆,紧挨两所中学、一个菜市场和几个人口稠密的小区。料峭春寒冻得人直哆嗦,凌晨2点的胡同里瞧不见一个人。不远处的菜市口大街上,深夜烧烤店已经送走了最后一拨客人。
52岁的蒋大才说:“再晚一点开张我们就忙不过来了。”
不到20分钟,三人就麻利地布置出一个早餐摊。面团、肉馅、馄饨皮……从食材到厨具餐具,甚至垃圾桶,都是他们自带的。
26岁的儿子蒋小虎准备揉面做小笼包时,母亲张道群已经在每张桌上摆好了蘸料,蒋大才已经打好豆浆,小米粥正在锅里翻滚,窗户上挂起了水珠。
店里最受欢迎的是10元一屉的包子,每天大约要消耗15斤面,能卖百来屉。4元一碗的豆腐脑排第二。这两样主打餐品最费时费力,必须在早餐高峰前准备好。相对不费事的油饼、油条和馄饨随后准备。
不到3点,店里迎来第一个食客。“一屉包子,一碗豆腐脑。”这位刚下夜班的出租车司机打起招呼,“哪天来的?”
“一过正月十五就来了。包子现包,豆腐脑还没好,得等15分钟。”应答这位老主顾的工夫,小虎和母亲已经包好了几个包子。
的哥刚坐下,店里又拥进8个年轻人,要了包子和馄饨。
“他们是附近开健身房的。”在一旁做豆腐脑的蒋大才说,早餐店倚赖熟客,他们大多住在附近,早上买菜或者送孩子上学后的家长,都会在这里吃早点。
这家早餐店没有招牌,门口摆着一张泡沫板做的简易菜单。从2008年开始,这块泡沫板就跟着这家人转战前门、西四、北沙滩、八宝庄和天宫院,见证了5000多个长夜与朝霞。
“这些地方少的待半年,多的五年。”蒋大才记得,西四和八宝庄的生意最好。
“在西四,我们只管做包子,不担心卖。”蒋大才回忆,一天能用完一袋50斤的面粉,是现在的三倍多。好的时候,2天3袋面都不够。可惜赶上饭店拆迁,他们只在西四干了三年。
靠着在八宝庄4年攒的钱,他们6年前在安徽芜湖农村老家盖了三层楼的别墅。现在的饭店只容得下15张桌子,而八宝庄的共享餐厅有30多张桌子,每天早上座无虚席。
“村里不少人都盖了别墅。”蒋大才说,很多同乡在北京干餐饮,但自己和他们交集并不多,“都是各干各的”。
记者多次后半夜走访发现,广安门南街至菜市口大街,右安门东街至广安门内大街,这块4平方公里的街区内至少有4家“共享早餐店”,老板大多来自安徽。
前几年,因为北京背街小巷整治,蒋大才的早餐铺从八宝庄转移到大兴,直到4年前才在这落脚。
一直以来,他们都是租用别人饭店的“空闲”时间。瘦小的蒋大才1989年就到北京,曾经在建筑工地干过。在他的记忆里,那时很多早餐铺就已经是“共享”模式,比共享单车还早出二十多年。
“月租金从最初入行时的一千多、三千多,慢慢涨到现在的上万元。”负责管钱的张道群一直在忙,只是偶尔插话,“去年饭店还涨过一次租金。”相应地,原本9块钱一屉的包子,也涨了1块。
“饭店租金加上每月五千多的房租,现在挣的和替别人打工差不多。”谈到经营情况,原本话不多的张道群慢慢打开话匣子。她指着儿子说,如果他是女儿,出嫁之后我们俩就吃力了。
街上出现环卫工的时候,前排桌子上已经整齐摞着蒸好的包子。蒋大才走进临街2平方米不到的小房里炸油条和油饼,张道群开始忙着包馄饨……
这天,送完最初的两拨客人后,一直到5点,早餐店除了记者,没有其他顾客。
一个小时后,路上行人和车辆渐渐多了起来,哈着白气的顾客上门,店里马上热闹起来。
天微亮,路灯灭。不到8点,店里迎来“早高峰”,15张餐桌坐满了人。张道群不时地小跑起来,小虎忙着算账端碗,蒋大才炸油条的锅里翻着油花。
“包子没了。”
“豆腐脑、馄饨也没了。”
“油条没了,油饼要吗?”
9点以后来的顾客,要么有啥吃啥,要么抱憾而去。
9点30,白天饭店的服务员出现了,他们开始往店里搬运食材。
蒋大才一家开始熟练地收拾餐具、打扫卫生。
10点一过,蒋大才一家骑着2辆三轮车消失在人流中。
到了家,三人还得分工清洗锅碗瓢盆,午饭后一起准备晚上需要的食材,一直忙到下午三四点,从晚上6点开始睡觉,第二天凌晨一点半又开启“新的一天”。
“这几天的生意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对于未来,蒋大才计划等孩子结婚后,就收摊回家,“到时自己也干不动了”。
他告诉记者,在老家结婚得在市里买房,加上装修,得花不少钱,“一时半会退不了休”。
学过几年英语的小虎有更多打算。他曾想到国外卖包子,没料到遇上老外没聊两句就挤不出话来。眼下,他盘算着先做好包子,再开几家分店。(记者张典标、陈琰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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