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养老服务保障，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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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发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迎来了负增长。
这是中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变化的标志性事件。人口负增长将带来哪些影响？我国在养老服务保障和生育支持政策等方面又该如何应对？3月5日下午，新京报邀请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口学系主任杨凡进行了解读。
“没想到人口负增长来得这么快”
“知道人口负增长肯定会来，但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陆杰华表示，在上个世纪末，人口学者预测人口负增长的时间节点大概是2030年后，十多年前人们认为负增长可能在2027年出现。“所以，应该说是有些意外，不过这两年生育率非常低，出现人口负增长也在意料之中。”
在陆杰华看来，2022年人口进入负增长，大概率意味着一个长期的负增长，而且不可逆转。“这个进程会呈现近期慢、远期快，到2050年我们的人口负增长速度将会更快。”
杨凡也认为，人口负增长到来时间比想象的要快。现在育龄妇女人数在大幅度下降，生育意愿也在下降，生育的进程也在延缓，种种因素导致出生人口在下降。另外，虽然随着医疗水平提高，每个年龄段的死亡水平在下降，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占比在上升，所以死亡人数也有所上升。两种因素共同导致负增长快速到来。
“这两方面的动因都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这样的趋势未来还会加速。”
人口负增长并不一定会引起经济萎缩
在陆杰华看来，人口负增长对社会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经济、社会层面，也包括政治、文化、技术等方面。
“第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改变我们以往的思维定势。过去，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都是按照人口增长型的趋势进行规划，现在出现负增长，意味着思维观念要改变了。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人口的存量还是比较大的，只是结构发生了变化。所以社会经济发展要适应负增长的变化。”
未来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会下降，这是对经济发展产生的第二个重要影响。
不过，在陆杰华看来，不必悲观地看待人口负增长，“毕竟我们现在的发展不是靠人口总量，而是靠人力资本、人才红利”。
杨凡同样表示， 从实际情况看，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经历了人口负增长，有的甚至已经20多年了，但并没有观察到人口负增长一定会给其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因为两者之间的机制是非常复杂的，不是说人口负增长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减速。有观点担心负增长会造成劳动供给的下降和消费市场的萎缩，并不尽然。从生产方面看，虽然人口数量下降了，但是人口质量在提高，受教育年限还在增加，这些都可以弥补人口数量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消费方面看，杨凡认为， 过去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原来的四万多亿元增加到44万亿元，增长了8倍多；而在此期间，人口只增长了12%，“可见，人口因素只是决定消费的诸多因素中的一种，更重要的是要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关注大家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的加强，要保障大家愿意花钱、有能力花钱、敢花钱。所以，虽然人口出现负增长，但不必过于悲观和焦虑，还有其他的变量可以调节。”
要从劳动力数量红利走向质量红利
在陆杰华看来，我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也就是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和年轻的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现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已经来了，我们要从过去的劳动力的数量红利走向劳动力的质量红利。要在世界上参与竞争，人是第一要素。人不是过去的人了，而是受到更好的教育、具备更高的素质的劳动者。”
“我们不仅要关注人口进入负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而且更关键是要化解风险，把风险降到最低，把机遇抓好。”
虽然人口进入负增长，但陆杰华表示，区域之间的差异还是较大的，有些地区还处于正增长的状态。
“不同地区的回旋余地是不一样的，去年好几个省份人口是正增长的，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大多是正增长。另外，像合肥、武汉、郑州、成都等中西部城市，人口都在增长。这说明即使我国整体上进入人口负增长，但区域增长仍然呈现出多样性、多元性的鲜明特点。现在交通越来越便利，像中西部地区一些城市，已经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辐射中心，人口增长也是正常的。”
杨凡表示，人口学中把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于50%的时期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在2035年之前，我国还有八亿的劳动年龄人口，甚至到2050年还能维持在六亿以上，劳动力的占比也能达到50%以上，所以说，机会的窗口并没有关闭。
“除了数量以外，更重要的是质量，怎样发挥劳动力的潜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这才是关键。”
让经济结构适应人口负增长的形态
陆杰华表示，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乡村人口向城镇移动，城镇人口出现增长。同时，城市人口也向很多中心城市聚集，像中西部省份的人口向合肥、武汉、成都等省会城市聚集。
“当然，城镇人口在聚集的过程中也会有出现收缩的。人口收缩的大多是过去以资源型为主的城市。有聚集也就有收缩，这是非常正常的。未来的经济发展一定是人、土地和资本的优化配置，如果没有人，光有土地、光有资本那也是不够的。”
陆杰华认为，按照以往对疫情的预判，人的可流动性有可能下降，但和五年、十年之前相比，整体上人口的流动性却增大了。“这说明交通越来越发达，城市越来越包容。这是需要特别去关注的。”
从五普到六普数据来看，陆杰华表示，过去人口的跨省流动占很大比例，但如今，省内的人口流动活跃度在增大。“过去，大家都说到东部到最发达地区工作是最能赚钱的，现在交通发达、经济发展，人们就在家乡周边实现了就业和置业。人口趋势出现了很多过去我们没有想到的新变化。”
在杨凡看来，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中西部地区一些省会城市的人口出现正增长，其实是有迹可寻的。“一个可能是，由于国家这些年对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中西部承接东部沿海产业的转移，有产业就肯定吸引人过去。”
杨凡认为，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大的趋势，各地现在要有所准备，让经济结构适应人口负增长的社会形态。
怎么样适应人口负增长，去研究人口和经济、人口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陆杰华看来，这是一个重要议题。
前段时间，有城市对三孩、二孩实行生育补贴。“大家很关注这个。但我们不仅要关注那个津贴，还要关注你的托育服务怎么样，不是说只需要生育、养育和教育，其实涉及全生命周期，包括教育、养育，还有就业、养老、住房、税收，这些都应包括在生育体系中。”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和氛围
在陆杰华看来，关于生育的观念也在慢慢改变。
“例如生孩子这件事，对个体来说，你是存人还是存钱？存人就是生孩子，存钱也是养老。现在很多人觉得存人是负担，但其实得把这个因素变成积极的。家里有兄弟姐妹其实是最大的财富，现在很多人没有这个观念，觉得自己挺好。当然这个观念也在改变之中。”
杨凡则表示，首先重要的是要稳定生育水平，要建立起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在很多欧美国家，有一些实践能给我们带来启示，比如经济支持政策。除了育儿补贴、生育津贴等，同时，还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在我们国家，现在比较大的负担有两方面，一是教育，二是住房。针对这方面要精准降低成本，对首次置业的群体、年轻的育龄群体，在住房、购房、租房方面应该给予政策的优惠。”
杨凡认为，现在很多地方面向二孩、三孩有一些政策支持，但其实不仅要鼓励二孩、三孩，还得鼓励一孩，让“生不起、不敢生”的家庭至少能够实现一孩生育。
同时，政策还要涉及生育假期体系方面的内容。现在一些地方开始实行育儿假，但成本的分摊机制还没有落实，对企业来说负担很重，下一步可考虑如何在个人、企业、政府之间更好地分摊休假的成本。
此外，在杨凡看来，构建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和生育文化很重要。“尊重生育的价值，尊重家庭氛围的培养，方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婚姻、育儿带来的正向的影响。婚姻、育儿过程中是有一些磕磕绊绊，不应过分夸大它，婚姻中、育儿中也有美好的时刻，我们也要宣传它。”
新京报记者 柯锐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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