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向玲娇第一次听到“数字游民”一词是在一条播客上。去年下半年，她也成为其中一员，一路从深圳“游”过了成都、重庆、杭州、上海、长春，还作为“南方的孩子”在吉林延吉度过了北方味十足的农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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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工作，她一点儿也没耽误，只不过办公地点随机多变：可以是街角咖啡店，可以是酒店，也可以是去往下一地点的飞机、高铁。
所谓数字游民，是一群告别了朝九晚五的坐班工作，靠着一根网线“闯天下”的新职场人。他们或是远程办公，或有自由职业，也可能正在自主创业。
有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已经有3500万数字游民，到2035年，这一群体将超过10亿人。
尽管数字游民在我国还属于“新词汇”，但随着企业数字化的高度普及，之前的3年疫情使得企业越来越接受远程办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向往这一更加自由灵活的工作生活模式。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将达1158万人。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李春临3月6日称，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鼓励青年群体依托平台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等。
数字经济或将成为今年毕业生就业的一大着力点。
那么，成为一名数字游民，真的可以自由自在地背着电脑置身广阔天地吗？
不躺平不内卷，年轻人向往一种很新的工作
向玲娇曾在一家公司从事销售工作，“但时间的压迫感让我觉得没了自己的空间”。于是，她辞职和几个朋友创业做亚非青年文化交流。工作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了，她尝试走出家乡深圳。“在深圳工作生活成本高，我给了自己两年时间，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当然，我会规划自己的资金，在可承担的范围内多走走。”
如今无论在哪里，向玲娇每天的工作节奏几乎不变：由于与南非存在时差，公司早会定在了下午两点，随后和同事们一起线上办公，上午则成了自己的时间，看看书、跳跳舞。她告诉记者，“加了几天班后也会给自己放两天假，没有项目时会很悠闲地享受生活”。
1999年出生的刘叶子大学毕业后并没有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如今她已经在浙江舟山的花鸟岛上做了4年多“岛民”。因为热爱写作，写过爆款文章，找她约稿的人不少，有时候她也会接一些公众号运营的工作。忙碌之余，她的生活就是每天看海、看书、喝咖啡，偶尔去山上探探险。
“我也在上海的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我的要求是不希望上班打卡。在公司虽然收入高一些，可房租贵、消费高，生活幸福感并没有现在这么高。”刘叶子说，现在平均每月能有6000元左右的收入，最近准备开一家咖啡馆。“不求大富大贵，只求生活得开开心心”。
在社交平台，不少年轻人分享了自己作为数字游民的工作体验和感受。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印尼巴厘岛、泰国清迈和国内的云南、海南等地，都已经成为数字游民的聚集地。有旅居大理的网友称，“做了两年资深数字游民，以撰稿人、编辑和自媒体博主的工作，平均月花费5000元，保持不躺平不内卷的身心平衡，我活出了城市中两万元的生活质感”。
前不久，#如何看待年轻人大城赚钱小城安家#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当工作可以“网约”，Java工程师高磊结束了近10年的“北漂”生活，回到了家乡天津成了一名“网约程序员”，在IT灵活用工平台“猿派”上接单，这些“任务单”可以来自全国各地。
“没了租房、通勤、生活等的压力，幸福指数直线上升。”他告诉记者，尽管可以远程办公，但他还是保持了早9点开始工作的习惯，“要非常自律，什么时候必须工作，什么时候可以放松，自己要把握好工作生活节奏才可以”。
瞄准服务端，让数字游民不再“孤身奋战”
让向玲娇印象深刻的，是在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旅居的一个多月。一天，她和小伙伴在公社食堂吃完晚饭后摸黑返回社区，小伙伴走在路上感慨说，“这时候在上海还没下班呢”。
向玲娇感叹，“我以为在数字游民公社会很躺平很无所事事，但早晨8点起床后，还是发现有人在操场上大声读书，有人晨跑，有人开早会，有人在捏黏土制作艺术品。每个人都在舒服地生活，‘卷’着工作”。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数字游民选择旅居一些自然风光秀美、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低的城市，如云南大理、海南陵水、浙江杭州周边莫干山、安吉等县域城市。尽管数字游民在中国的规模依旧很小，但一些企业已经瞄准了数字游民的相关服务，让他们不再“孤身奋战”。
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正是由安吉溪龙乡政府联合上海爱家集团在溪龙乡溪龙村横山自然村间专门打造的。运营负责人王丽告诉记者，数字游民群体在国外比较常见，但他们发现，近几年随着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的改变，国内的数字游民也慢慢出现了。
王丽说，他们将当地的废旧厂房进行了改造，既有公共区域，也有住宿区和办公区，“我们希望年轻人在这里能够交流互动，不断激发创意，甚至留下来为当地乡村振兴一起助力”。
2021年8月开始试运营，同年12月正式开放以来，已有400余名数字游民陆续来到这里工作生活。让王丽感到惊喜的是，这群年轻人正在和当地村民不断接触：公社里的年轻人会帮经常去的几家餐厅设计海报，做门头设计、菜单设计等，让当地的小店铺变得更有吸引力；他们还给村里办了份《白茶原小报》，介绍溪龙乡及周边城市的吃喝游玩地……
“前两年是公社的1.0版本，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来，今后的2.0版本，我们希望这些年轻人过来之后，能与当地发生更多联系，为当地村民做些什么，或自己在这里发展事业等。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发展。”王丽说。
和数字游民公社不同，创业青年张建胜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接受远程办公模式，“疫情期间，一些企业发现部分岗位员工远程办公后，生产力并没有下降。考虑到企业降本增效，远程办公的模式也可以保留”。于是，2020年下半年，他带领团队创办了网约程序员平台“猿派”，程序员可以在平台上随时随地灵活找到高薪工作，企业可以利用AI智能匹配快速找到技术人才。
“我们认为，随着00后步入职场，大家对时间自由度的向往越来越高了，未来的自由职业者也会越来越多。”张建胜告诉记者，平台上有年轻程序员到北京旅游时，找了一份互联网公司短期工作了3个月，不仅收入可观，还深度游玩了北京，“下个月他要去杭州旅游，又预约了杭州当地的工作”。
作为垂直类灵活用工平台，张建胜希望既为企业缩短招聘周期，提高到岗率，也要帮助程序员提高收入。“我们在简历查筛上下了大功夫，同时，我们也在建行业测评体系，平台上的程序员要完成等级认证、技能测评、定岗定级等，形成人才报告，薪资也根据级别进行了标准化。”
张建胜说，基于算法+数据的技术，程序员“接单”和企业“下单”次数越多，匹配精准度越高，“目前几乎可以做到一天收到简历，两天就可以面试，程序员和企业之间可以无缝衔接”。为了保障程序员的权益，他们还会帮助程序员进行完税等一系列保障工作。去年11月，“猿派”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数字游民可不是简单的“自由自在”
在刘叶子看来，选择这一看上去很自由的工作生活方式之前，总要有做数字游民的技能和能力，更重要的是自驱力。她坦言，不管是帮别人运营新媒体账号，还是更新自己的社交平台，都需要不断地催促自己更新，“尤其是写文章的灵感并不是时刻都有，必须逼着自己去做，还要做好，不然自由散漫状态下，有可能工作就丢了”。
不少人羡慕数字游民的自由自在，但刘叶子还是需要随时随地掏出手机、电脑工作，“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早已经无法分开了”。向玲娇也谈到，最初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还是花了一段时间。“成为数字游民也有门槛，如果一开始觉得没有约束很轻松，自由到后来就会觉得浪费了光阴，越是自由的状态，越需要自律。”
但也有成为数字游民的网友分享说，“居家办公几年来，逮着快递小哥都要唠几分钟”。从上海搬到苏州太湖边上生活，做了两年数字游民的李染也经常在社交平台遇到这样的提问：“会不会觉得与世隔绝？”
李染觉得，“每个人成为数字游民的状态都不一样，如果喜欢隔绝，可以天天待在家里。但其实还有更多选项，比如旅居、结交公司外的朋友、和陌生人聊天等，如果一开始比较难，就当作是打开自己世界的挑战了”。（记者 孟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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