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本报刊登历时两个月的独家校外培训机构卧底调查（详见本报8月9日A3、A4）。有关报道引发舆论强烈反响和教育业界的关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这一报道为治理校外学科培训机构提供了一个视角，“双减”要切实起到减轻学生负担的作用，必须在抓校外培训“供给侧”治理的同时，狠抓校外培训“需求侧”治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认为，短期内疏导家长对校外培训的需求，要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质量，提高教学效能。
热议
学生和家长确实有校外培训需求
该调查报道在羊城晚报刊发后，羊城晚报微信公众号、羊城派、金羊网等各平台端口也进行了发布，报道的阅读数迅速突破10万+。此外，海外网、澎湃在线、上游新闻等平台纷纷转载了该调查报道。报道中提及的校外培训机构运作模式也引发了争议，许多读者纷纷留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和培训机构打交道或愉快或焦虑的经过，坦承对校外培训确实有需求。网友“@雪莉”留言称：“每年春季班刚开始，培训机构就要我们在读生报暑假班和秋季班了，这样的一个销售模式特别让人不舒服，但没办法，如果不去这些机构额外补课，又怕孩子跟不上，真的很无奈。”
网友“@paperadio”留言称：“记者挺辛苦，打进了‘供给侧’内部，写得比较真实、客观。希望再写一篇‘需求侧’的，看看‘双减’政策下学生和家长们的课外补习需求到底能不能被消除。”
此外也有网友表示，希望公立学校也能像校外培训机构这样对老师进行培训。网友“@银路苏青青”称：“记者的报道很真实客观，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学校如果能像培训机构一样花如此大的心思去琢磨课程，学生的成绩可能会大大提高。培训机构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网友“@雨过天晴161387751”留言称：“希望‘双减’能真正落到实处，既能帮助学生，又能解放家长”。
观点
校外培训“需求侧”治理更为紧迫
“这一报道为治理校外学科培训机构提供了一个视角。”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虽然校外学科培训一直被诟病刺激教育焦虑，但他们是靠市场竞争获得生存。而“双减”并不是要关停所有学科培训机构，只是让学科培训机构回到其应该有的定位上，不要刺激教育焦虑。
他强调，这一轮治理传递出来的信号非常明确，校外培训机构要从做生意转向做教育，要以公益作为培训的追求，成为整体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培训机构在转型的时候，必须要有这种理性的清醒的认知。”
“双减”政策叫停了节假日、双休日、寒暑假的学科培训，这些培训需求要怎么消化？熊丙奇对此明确指出，要切实落实“双减”政策，不能只抓校外培训“供给侧”的治理，还要解决“需求侧”的问题，不然整个培训需求就会从公开转向地下，相关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监管。
在他看来，在校外培训的“需求侧”，学生和家长们的需求包含四个方面：一是由校外培训机构的超前教学、焦虑营销刺激出来的需求，二是当前的升学评价体系制造的需求，三是学校教育质量不高所带来的培训需求，四是整个社会功利性教育环境刺激出来的需求。“通过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经营，第一种培训需求将被治理去掉一部分，但后面三种培训需求如何治理，是下一步更为重要的课题。”熊丙奇说。
“只要培训需求没有减少，校外培训机构就依然可能换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存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从短期上来讲，疏导家长的培训需求，关键在于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效能，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进一步达到优质均衡，“所以这次‘双减’文件一开始就明确提到，‘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央层面第一次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规范治理，早在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就颁布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2019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又出台了《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减轻负担也是讲了几十年了，这不是短期的事。”储朝晖指出，要形成长效机制，一定要从根源上减少家长和学生对校外培训的需求。
建议
缓解教育焦虑，要破解“中职恐慌”
“在现行的评价体系内，分数仍是决定学生进入不同学校、甚至走上不同工作岗位的主要指标。”储朝晖一针见血地指出，而学校教育质量的不均衡，又导致进入不同学校的学生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有提高分数的迫切需求。
他注意到，“双减”文件当中提到了中考的改进，“中考又涉及大家很关心的普职分离的问题，普职分离要求各个地方的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比例相当，但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进普通高中，事实上就把学生的学业负担压力产生时间提前了。”
“当然，我们要呼吁家长理性地看待问题。但是家长的焦虑不是通过做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储朝晖说，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根源还在于改变教育评价体系，破除唯分数论和唯升学论。
熊丙奇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他指出，“双减”提到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强调课后服务全覆盖，都是在致力于疏导家长的校外培训需求和教育焦虑，“如今家长觉得中考比高考还激烈，充满了‘中职恐慌’，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认为‘双减’就很难落到实处。”
在他看来，“双减”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好“双减”工作，必须形成全社会的合力。首先，学校教育和社区要更多履行教育职责，包括推出课后延时服务、暑期托管服务等措施为学生和家长减负；其次，家长要转变家庭教育理念，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而更为关键的是，要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破除唯分数论、唯升学论、唯学历论。
熊丙奇建议，推行“双减”政策之后，政府部门应该着眼于解决如用单一的分数评价学生、学生的成长选择单一、普职分离变成普职分层、家长充满“中职恐慌”等问题。“怎么样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缩小各个学校办学质量差距、消除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焦虑，这些都是政府部门在‘双减’治理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的事情。”熊丙奇说。
去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推进教育评价关键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熊丙奇认为，《方案》要求，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形成崇尚技能、淡化学历的社会氛围，对于做好“双减”工作至关重要，“我国实现各级各类教育普及后，全社会应该从重学历转向重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