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彪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一批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其中一起篡改食品生产日期案特别引人关注。
2019年8月，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反映上海和亦食品有限公司涉嫌篡改产品生产日期。该局迅即组成调查组展开调查，发现这家企业从2019年8月1日起，对积压和临近保质期以及已经过期的奶酪熏肠等产品篡改生产日期。鉴于该案违法行为危害性大、主观故意明显，松江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吊销该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及工具、设备等，并处罚款301万元。
这家企业因篡改生产日期被重罚，一定很闹心，但是，若其违法行为未被发现，问题产品流入市场，那闹心的就该是消费者了。要知道，食品在严格规定的保质期内是安全的，但超过这个期限（篡改生产日期都是人为延长保质期），原本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的细菌群，通过繁殖可能出现几何级增长，而原本不应存在的沙门氏菌、志贺氏菌、金色葡萄球菌、肉毒杆菌等健康杀手也会乘虚而入。曾有媒体报道，湖南醴陵一8岁女孩因食用变质热狗导致头晕无力，病情危重，专家诊断为肉毒杆菌中毒。
事实上，近些年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有不少与生产日期相关。从2005年6月光明“早产奶”事件开始，之后便时不时能从媒体看到关于食品“早产”事件的报道。对于食品“早产”等日期失真现象，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不仅《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均有关于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的规定，相关市场监管部门也出台了《食品标识管理规定》（2008年9月1日起实施）《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2016年5月1日起实施）等部门规章。不过，尽管有法可依，但市场监管效果却并不十分理想。
原因何在？分析人士认为，一些企业敢于在产品日期问题上玩猫腻，屡屡触碰法律红线而不知收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现行法律法规处罚力度过低。比如，按照《产品质量法》规定，对未真实标注生产日期的行为给予货值金额30%以下的处罚。即使是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处罚金额为“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这相对于违法企业的非法获利，还是显得太少。另一方面，企业违法动机难除。这既包括主动获利动机，也包括被动避害动机。目前食品流通领域比较通行的一个行规，是商家对包装食品剩余1/3保质期的拒收，剩余2/3保质期的被纳入促销对象，而最终过期的商品则要退还厂家，损失都由厂家承担。尽管食品生产企业多认为这种风险承担模式并不合理，但它们在大型零售企业面前缺少话语权，而个别企业在无奈接受这种市场规则之后，为转移风险、降低损失，动起伪造食品保质期的歪心眼。
显然，要杜绝食品生产企业玩日期游戏，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惩处力度，提高企业违法成本。文首案例中，市场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并未简单地依据涉案货值（该案例涉案货值只有17万多元）进行处罚，而是依法合理使用裁量权，对当事人作出301万元的从重处罚，不仅呼应了民意，也体现了法治精神，产生了明显的震慑和警示效应。
而要根除食品企业玩日期游戏的动机，则还要想办法改变目前市场存在的一些不合理规则。有专家建议，监管部门应在流通领域推行格式化合同，禁止过期食品回流厂家，相关损失由销售商、生产商共同承担。可借鉴国外做法，引入第三方机制，扶持第三方企业将过期食品制成饲料、肥料，或者发酵生产甲烷，作为工业能源。企业都不害怕过期食品了，解决了后顾之忧，日期游戏自然也就没必要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