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竞业协议，一幕人性博弈，围绕人才与商业秘密之间的攻防战；这背后反映的是在行业极速发展、资本青睐的当下，动力电池行业有待从草莽时代走向规范有序
文|郭宇
(资料图)
编辑|李皙寅
“竟然是他……”在竞争对手B公司官网的一篇网文里，A公司发现了前员工的身影，便决定搜集更多证据，以违反竞业协议为由起诉该员工。
导火索是一句表忠心的发言：“2018年，我承蒙领导关照，来到B公司时……”这令A公司断定，该员工涉嫌违规入职了竞争对手。尽管前员工用了化名，可照片不会骗人。
曾几何时，这样的故事独属于互联网行业：和员工签订竞业协议，紧盯离职员工状态，找到证据、起诉索赔，以儆效尤。如今，新能源汽车行业不但从互联网行业手中接过了资本和舆论关注的热点，还有如上的这一棒。上述故事的主角便是国内两家动力电池企业。
竞业协议本意是保护公司知识产权。竞业协议生效，对员工来说，意味着在离职后的几个月至两年不等的时间内，无法入职、创立与原公司存在业务竞争的公司，否则要支付违约金；对原公司来说，要向前员工按月支付一定工资比例补偿金，直到竞业期满。
从互联网行业到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业协议接力背后，是行业、技术、人才竞争的变动。但最根本的还是人才。
“电池领域全面缺人，尤其是高端人才。”蜂巢能源董事长兼CEO杨红新告诉《财经》记者。可预见的未来里，人才缺口还将持续。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指出，至2025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行业人才需求达到120万人，人才缺口高达103万人。
如今，动力电池行业有关竞业协议的纷争已经进入公众舆论场：和离职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有的员工8000元月薪却要支付100万元违约金；和竞争对手们打官司，理由是对方涉嫌不正当竞争，侵犯知识产权等等。
竞业协议，更像是一场人性博弈。出于各种考虑，有时原企业即使发现员工在竞业期内入职业务范围相同的企业，也会多方考虑，最终酌情选择不起诉；当员工的职业生涯遇到天花板，渴求去新公司渴求兑现梦想，无论是小心规避还是正面赔偿都做好了准备；也有企业在挖到人，拿到技术后，对高薪挖来的员工弃之敝履，不再重用，相应员工无法持续输出技术，也缺少了再次跳槽的勇气。
同时，在锂电池知识产权诉讼案件背后，由于门槛高等原因，客观存在着取证难、维权周期长、成本高等诸多问题。“往往一场官司下来，两三年过去了，对方就算侵权，也已经把货卖干净，开始产品升级了。”一位动力电池行业的相关人士对《财经》记者无奈地表示。
对于一些坐拥技术富矿的头部企业，在惨烈的人才争夺战面前，竞业限制和知识产权诉讼，成为他们口中不得已的“自救手段”。在无形中，企业被迫升级合规手段，员工跟进合规成本。尤为值得警惕的是，无序地挖人并非企业持续增长的良策，也无意行业健康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当前，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
如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更拥有以动力电池为龙头在内、完备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由此，真正实现了打破传统内燃机时代，传统汽车强国对关键技术的话事权，实现了换道超车。而如今，当新能源汽车的游戏规则，有望由中国来主导时，相关行业必然要从草莽竞争时代走向规范有序，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变得尤为重要。
竞业限制协议是否滥用，违约金额100万元是否合理？动力电池行业的人才需求正发生怎样的变化？看似“热闹”的竞业限制背后，围绕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及开放边界、共创共赢，这两者间，围绕良性竞争和资源有序流动，有着太多有待追问和解决的问题，需要去正视。
和“限制”有关的一切
位于福建宁德的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的总部，处处充满着“限制的味道”，而记者在沉浸式体验之后，也不幸“中招”。
“我这边网络有问题，我的电脑一直发不出去文件。”此时的《财经》记者身处宁德时代总部，电脑上已连接的公司无线网并无异样。
无奈之下，记者准备启用手机热点，却立刻被宁德时代相关人员制止：“公司有规定，不能通过手机热点上网，只能使用公司无线网和4G网络，不然被相关部门监测到，我们会被通报批评。”
这样的限制还有很多。比如什么颜色的区域对应什么等级的安全防范，不能在标注红色区域的地方随意拍照，哪怕是一朵花也不行；比如电脑不能随便给别人，离开电脑要锁屏；比如门禁卡只能刷固定的楼层等等。公司内部最近一次严重违规，是有员工将U盘插入电脑拷贝数据，“这件事给公司全员发了邮件，涉及违法了。”
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对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公司在职员工有定期的培训考试，“刚入职会觉得不方便，后来知晓了原因，就都理解了。”
如上限制，都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竞业限制协议也是如此。不同的是，竞业主要是对离职员工的约束，而上述是对在职员工的约束。
竞业限制协议生效，对员工来说，意味着在离职后的几个月至两年不等的时间内无法入职竞争对手的公司，否则要支付违约金；对原用人单位来说，意味着要向前员工按月支付一定经济补偿，直到限制期满。
“从2016年至今，我们公司来来往往的员工超过21万，签署竞业协议有2000人左右，最终追究的员工人数只有59人，其中20人达成和解。”宁德时代方面告诉《财经》记者。
在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长久看来，签署协议人员占总人数的比重并不算高。“签署竞业协议的人员一般都是按工作职责划分，销售部门、技术研发部门的员工全员来签是没问题的。此外公司高管（董事、监事、总经理、财务总监）这类人员签竞业协议也很常见。”刘长久向《财经》记者进一步解释道。
公司要保护的知识产权包括一般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一般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则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有时候，商业秘密只是一句话，却价值万金。在宁德时代，有研发团队专门做技术否定，用重金、专门团队去研究、验证看似光明的新技术，到底可不可行。“不可行”只有三个字，但字字万金，这也是知识产权形式的复杂性，以及重要性的体现。
动力电池企业的秘密和练就的技能，都集聚在一个个人身上。正因如此，为了求效率，一些新入行的企业选择高薪挖人。动力电池行业巨头的员工常常是被挖的对象，跳槽后的员工薪水翻倍甚至翻三倍以上，并不鲜见。
当员工在竞业期内入职了与原公司有业务竞争的公司，一场博弈也开始了。
为了帮助员工规避违约风险，新公司会对员工有很多限制。比如，不能直接入职一眼看起来就是竞争对手的公司。而是要入职一家隐蔽的第三方空壳公司；在新公司入职要用化名；不知来源的快递，绝对不能签收。
更吸引人的是这条：有的动力电池企业向员工承诺，如果员工被前公司起诉，新公司会帮忙找律师应诉并赔付违约金。
老东家也不气馁，不放过任何可能出现破绽的细节。“前员工提供的新单位入职证明五花八门，挺多随手一查就有关系。比如说某个前员工一直做工科，后面入职了某某畜牧场养鸡。”一位宁德时代相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除了查看入职证明，查看前员工的申请专利情况、职场社交平台的就职信息更新情况也是常见方法。
当《财经》记者还想了解更多方式时，这位员工连忙摆摆手拒绝了，“更多的方法就不便展开了，有的方式说出去就不灵了，毕竟现在越来越难抓到破绽了。”
谁是动力电池行业最缺的人才
在宁德时代做了几年校园招聘后，任勋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市面上的专业猎头了。
有时为了招到某细分领域下的学生，任勋和同事要做不少功课：要从全球范围内检索哪所大学的哪个团队在做相关研究，锁定目标后还要想办法和对方提前建立联系，提供资金支持、合作研究课题是最常见的方式。“总之就是让对方知道我们的存在，先埋下一粒种子，等学生毕业找工作时更容易优先考虑我们。”任勋向《财经》记者说道。
动力电池企业求贤若渴背后，是不断加剧的竞争环境：新能源汽车多了，动力电池需求多了，动力电池企业多了，对电池技术迭代和扩产的要求更频繁了。
动力电池行业到底缺什么人才，不同人有不同观点。
在任勋看来，人才的标准不是以学历和职级划分的，而是根据岗位本身的性质，持续寻找这个岗位上可以获取的最好的最合适的人才，“不会发生让研究生去做工厂一线工人这么离谱的事情。”任勋称，研发人才只是电池人才的一种，如果按照人数比重来看，增长最多的是生产制造领域的人才，“毕竟这是和产能直接挂钩的领域。”
在杨红新看来，电池领域全面缺人：从材料、机械到软件，各领域都有需求，高端人才尤甚。他解释称，中国锂电的上市公司里，大部分是3C数码领域，做汽车动力电池的少。汽车行业有其特殊性，为此很需要挖角有汽车制造经验的人。此外，伴随电池厂开始参与海外买矿，国际化人才也显得越发迫切。
“人才完备的公司总是相似的，缺人的公司则各有不同，”一位不愿具名的电池行业工程师告诉《财经》记者，有的缺的是真正的高层次人才，有的缺的是不同梯级的人才，还有的只是缺劳动力。“比如产品经理岗位，既缺人才、也缺人手。”
人才的来源，无非是社招和校招两个渠道。任勋发现，虽然公司对两者的招聘规模都在扩大，但相对来说，校招的增幅变得更大了。六年前任勋刚入职时，校招名额还在200人左右，如今毕业生的招聘名额已经涨到了2000人以上。而更早在2011年至2015年毕业入职的校招生，已经成为宁德时代最核心的一部分技术骨干。
校招的专业广度和深度也变了。几年前，宁德时代还是招聘锂电专业学生为主，但现在，机械、电子电气、计算机这些专业也被覆盖。对于岗位匹配度，也从专业匹配细化到了专业下的研究方向匹配。
在去年经手了几位十分对口的校招生招聘后，任勋惊喜地发现了行业新变化，“这些学生的在校研究方向跟公司的实际业务相关性非常高，可以直接上手，这跟几年前迥然不同。”
有趣的是，并不是所有动力电池企业都认同任勋的看法。“我们做电池的自己都不知道明年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从高校招聘相对高端一点的研发人才基本不靠谱。”杨红新向《财经》记者表示，即使是生化材料这些电池行业里最基本的几大专业，学校里的知识也赶不上电池行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和学校共建研究项目，“产学研方面，产大大领先于学”。在杨红新看来，企业和学校共建比较靠谱的，还是和技校的共建，后者能通过产线实习，培养相对基础的技术工人。
有一点倒是达成共识：无论是校招生还是社招生，目前的大部分“人”都是跟着企业一步步成长起来，才成为“才”的。
在宁德时代生产车间工作的余志福就是这样的例子。他是杨红新口中“从3C数码领域消费类电池，转做汽车动力电池”的人，也是任勋口中“不是以学历论人才”的人才。在宁德时代的6年，他从车间里的一名普通操作工，晋升为如今的生产主管；从最初自己摸索涂布技术适应机器，到现在主动为涂布产线提出技术改进意见，被评为涂布工艺大师。
涂布工艺是电池生产中典型的know how（技术诀窍）之一，这是企业不轻易对外公开的技术秘密。以涂布工艺为例，涂布的好坏会影响电池容量、安全系数和批量电池的性能一致性。简单来说，涂布就是在铝箔的正反面涂抹上调制好的浆料，确保铝箔表面的涂布厚度和重量保持一致。
因此，know how也被看作是公司的商业机密。在电池行业，前沿技术研发固然重要，但如何提高产能，提升良品率也必不可少，这是动力电池企业大批量生产电池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此前的比亚迪刀片电池，如今的特斯拉4680电池都遭遇过或正在遭遇电池大批量生产难题，解决每个工艺环节的技术难点，就离不开know how。
回顾当时入职宁德时代的选择，余志福向《财经》记者诉说了当时的职业发展瓶颈：”我当时的前公司已经是常态化的管理模式，是成熟的工厂成熟的产线，别人不走你也无法晋升，感觉自己前景没那么大，所以就来宁德这边挑战一下。”
违约和赔100万，谁说了算
谈起动力电池行业的竞业协议，难以绕过被称为“黄埔军校”的宁德时代，这其中，最具冲突性的故事莫过于声称月薪8000元的前员工杨某，要向宁德时代支付100万元违约金。
相关判决书显示，2016年7月26日至2018年6月27日，杨某在宁德时代任职市场专员岗位。离职后，宁德时代和其签订了竞业协议，竞业期24个月。按照约定，宁德时代每月向杨某支付月工资的30%作为补偿金。
2018年7月11日至2019年7月28日，杨某在保定亿新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保定亿新”），从事市场开发副科长岗位工作。2019年10月，宁德时代申请劳动仲裁，理由是保定亿新是动力电池企业蜂巢能源的关联公司，而蜂巢能源和宁德时代存在竞争关系，要求杨某支付协议约定的100万元违约金。无论是劳动仲裁，还是此后的一审和终审判决，杨某均败诉。
接近宁德时代法务工作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8000元月薪的说法不够准确，“这是基本工资，对方并没有算上自己的年终奖和股票。如果绩效足够优秀的话，他当时在公司的职级能够拿到的奖金是超过工资的。
另外，虽然协议约定违约金为100万元，但真正执行起来数额和限制期并不一样，“要分情况，有的人达成和解一分钱不用赔，有的只需要赔偿十几二十万，有的人赔偿了之后还会给安排工作。”上述人士说道。
一个需要明确的点是，在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纠纷中，法官并没有义务去核实员工是否真的泄露了商业秘密，泄露的商业机密属于什么范围。“他只用判断这个员工在原单位有没有可能接触到商业秘密，新单位与原单位之间是否存在业务竞争关系就可以了。”刘长久说道。
但退一步讲，这个是否违约的大前提并不坚固，是“抓你一把”还是“放你一马”可能要看企业心情，也要看员工运气。
上述人士坦言，那些去车企做动力电池的前员工，一般不会走到追究那一步，毕竟车企是动力电池企业的客户，需要考虑到双方的关系和长远发展，“如果不是太过分，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追责的59人里，只有2人是在竞业期内入职了车企的。”
而这种极端情况出现时，似乎没人能说得清楚怎么办：当企业自身的业务范围扩大后，在竞业限制期内的前员工还需要时刻关注前东家的动态吗？企业方也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看情况”。
2021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毓群曾提交《关于加强对锂电池知识产权保护的提案》，建议加强对锂电池行业知识产权保护，首先深化证据保全制度规则，降低举证阶段的难度和维权成本；其次，建立知识产权特别审理程序等提高审理效率，缩短审理周期，并建议加快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出台。
不过，在知识产权纠纷的认定和求偿时，也面临一些困难。一位动力电池相关人士向《财经》记者举了三个例子：起诉对方公司侵权，得买对方的产品，几十上百万就投入下去了，维权成本高；走完整个审判程序，往往两三年就过去了，在动力电池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对方已经把产品卖出去了、赚够了钱；此外，如果对方把动力电池技术用在了其他领域，比如轮船、飞机、储能，这时候原告都没法取证。
当然，如今一切都在逐渐好转。在经手了许多知识产权相关案件后，刘长久感觉现在的法院越来越敢判了。一个鲜明的转折点在2014年，那年，因为360涉嫌不正当竞争，被判赔偿腾讯500万元，“当时我身边的同行觉得这是天文数字，但现在已经不足为奇，法院判赔金额已几千万甚至过亿都不难见到。”
金额越判越大，体现了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对法院来说则是自由裁量权幅度变大。刘长久举了个例子：在双方都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对于企业损失的认定是根据被侵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影响力、开发成本等各方面综合判断得来，我可以认定损失是10万元，也可以认定是一个亿元。
但当主体从两个企业换成个人与企业时，这似乎注定是场寡不敌众的对抗。刘长久也坦言，律师并不是裁判，只能代表一方利益。“如果站在企业立场，是为了利益最大化，竞业限制越严厉越好。”
对于个人在竞业协议中如何保护自己，刘长久的建议是分析竞业协议的公平合理性，比如企业支付的补偿金和要求的违约金是否合理，约定的时间地域范围是否合理。
“总经理和普通员工掌握的公司商业秘密绝不一样；应该根据员工职级，对违约金额分级。”刘长久称，一般企业会根据支付给员工的补偿金数额来确定违约金，比如违约金是补偿金的多少倍。
对于普通员工而言，如何保障自己权益？律师提供了几条建议：“作为普通人，前提是遵守竞业协议，其次是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如果觉得违约金额过高可以不签。”
“如果不签就不让你离职呢？”
“你可以向劳动仲裁委申请撤销该条款，说明金额过高。”
“所以撤销的成功率大吗？你知道的身边有吗？”
“说实话没遇到过，因为像这么高金额违约金的竞业协议很少见。但我觉得要是普通员工要求撤销这个金额条款，成功概率还蛮大的，但高管们不行。”刘长久说。
事实上，竞业限制和知识产权诉讼，虽然会在法律上给出公允的审判；但拉长维度来看，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
哪怕是胜利方，深聊过后，大多只剩下无奈：赢得不易，没啥意义。“有这功夫，各自苦练内功，才是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如今，新能源汽车市场这么大，我们都手持先进技术，在海内外做技术授权，这多好啊！”
借助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以及中国政府长达数十年的技术、政策扶持，中国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技术策源地，这并不容易。每一个市场主体，都应该格外保护知识产权，尊重自己与竞争对手，形成良序竞争。只有如此，才能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当下，走得稳、走得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任勋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