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董铭】在电影院上映两个月后,农村题材作品《隐入尘烟》在7日总票房突破1亿元(人民币,下同),并在8日继续领跑国内单日票房。这个成绩也给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带来思考:国产艺术电影就此崛起了吗?究竟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真正区别在哪?
导演“有追求”,观众“看不懂”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比起大众化的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属于“小众爱好”,其天生就存在“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与“市场的娱乐需求”之间的矛盾。毕竟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上映和票房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环节,艺术电影的导演们不仅要找到投资、启动创作,也要参与发行和宣传,有时曲高和寡无人问津,有时赚了票房却输了口碑。
相较于以娱乐为导向、以观众为目标的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在宣传上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因成本通常不高,缺少大明星和大场面,难在宣传期直接吸引普通观众;二是因导演专注于内在表达和艺术手法的探索,难免会让普通观众因“太闷”“看不懂”望而却步。这些都需要长期的艺术培养,这也是历史更为悠久的欧美艺术电影体系较为发达的原因。
总体来看,艺术电影对观众的门槛要求更高,这是全世界艺术电影面对的共同难题,以戛纳、威尼斯和柏林为代表的国际电影节多年来一直挖掘并推广有潜质的艺术佳作,鼓励有天赋的电影人,其实也是呵护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鼓励艺术的更多元、更深层次表达。就连植根于好莱坞的奥斯卡,近年来的颁奖思路也是在扶持独立电影。像法国拥有独立的艺术院线,国家补贴导演创作,保证作品有发行上映的机会;美国独立电影人才则成为好莱坞大片场的“后备军”;近年兴起的流媒体平台也给了他们更多创作和发行机会,呈现出商业电影中难以表述的艺术追求和人文思考。例如今年的北美爆款片《瞬息全宇宙》,就是由专门制作和发行独立电影的A24公司推出,导演脑洞大开的创意加上杨紫琼的动作场面引发话题性,创下超1亿美元的票房。
口碑≠票房
半个多世纪来,很多有潜力的导演通过创作艺术电影,入围各大电影节及奖项,一鸣惊人后不少人转向商业创作,把自己的艺术风格融入电影产业。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最初也是凭借《红高粱》《黄土地》等具有鲜明艺术风格的作品扬名国内外,成名后凭借高成本商业作品成为中国影坛的旗帜;而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则一直坚持艺术电影的创作,积累多年的“个人品牌”号召力,如今也能获得不错的票房成绩和观众认可,像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国内票房6995万元,王小帅的《地久天长》4552万元,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6499万元。
当然,这些导演的艺术风格并不相同,相比非专业演员居多、弱化情节戏剧性的农村现实题材和家庭成长题材,带有类型片元素的艺术电影更有卖点,如刁亦男斩获柏林金熊奖的《白日焰火》、入围戛纳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就分别拿到1亿元和2亿元的票房;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和李玉的《断·桥》同样也是犯罪悬疑类的艺术片——比普通商业片多了些“导演追求”,又不像其他艺术片那样“闷”,更容易获得媒体和影迷的推荐。
除了作品题材、导演风格等特点,国产艺术电影的话题营造也更容易对票房造成影响。监制并出演《断·桥》的资深电影人方励,曾为第四代老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跪求票房”,成为轰动当年影坛的话题事件,最终为这部讲述农村唢呐艺人的作品争得8675万元票房。2017年,回访慰安妇的纪录片《二十二》意外斩获1.7亿元票房;也是在那一年,第六代导演张扬执导的藏族题材作品《冈仁波齐》票房超过1亿元;“85后”导演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更是在2018年底获得2.82亿元的“票房奇迹”。
这些例子虽然令人鼓舞,但仍缺乏可复制性,譬如张扬套拍《冈仁波齐》的另一部藏族题材作品《皮绳上的魂》,艺术性和戏剧性更强,票房却只有329万元。《隐入尘烟》的“出圈”,有人归功于宣传渠道上的突破:短视频平台上的传播热度下沉至更广泛层面的观众,可当年《地球最后的夜晚》正是因在短视频平台上“欺骗”了很多期待“跨年爱情”的情侣观众,票房虽好,口碑上却被反噬。
艺术电影需多方助力
当然,仅用票房高低来评价艺术电影是否“成功”,多少有些片面,许多只有几千万、几百万甚至几十万票房的影片同样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影史地位。《隐入尘烟》导演李睿珺曾表示,“任何电影都有它的受众,影院需要适当地给它们一些机会,也许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之前香港导演王家卫也表示,希望影院能给艺术电影提供更多排片。
从这种思路来看,无论是拍完大片后再拾起《一秒钟》的张艺谋,还是在《兰心大剧院》中探讨戏剧虚构性的娄烨,中国新生代电影人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中国电影市场足够大,只要业内给予足够重视,受众予以足够包容,“出圈”的艺术电影佳作就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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