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初,“马化腾说腾讯只是一家普通公司”冲上微博热搜。但从表面上看,腾讯控股(00700,HK)的市值、营收和净利润数据一骑绝尘,似乎与常识里的“普通企业”形象相去甚远。
腾讯此番冲上热搜背后,是领军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磨合。
近日,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何志毅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表示,腾讯等企业的领导者们需要意识到领军企业的特殊责任,不仅要引领产业的市场拓展与创新,还要呼应社会的特殊需求,例如促进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
宏观来看,领军企业的数量与质量也与国家实力息息相关。若以主流企业排行榜——《财富》500强为参考,中国的500强企业数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越美国。不过,在何志毅看来,《财富》500强依据单一的营收指标做排行有失偏颇。实际上,部分国内企业销售规模大但利润率低,竞争力并不算强。
何志毅表示,评估企业质量要综合考虑市值、营收、利润三项指标,在各自产业内排名前四的就是该产业的领军企业。据2020年数据,中国领军企业数量仅为美国的45.56%,且主要分布在相对传统落后的产业。
谈企业评估:
《财富》500强单一指标有失偏颇
NBD:《财富》500强是目前主流的企业排名,您提出的领军企业排名相比之下存在哪些差异?
何志毅:《财富》杂志使用单一的营收指标来做排行,导致企业评估有失偏颇。第一,《财富》500强企业名单没有考虑到产业差异,例如2021年《财富》500强的门槛是240亿美元营收,但很多产业里的老大企业都到不了这个门槛。第二,《财富》500强排名没有考虑市值和利润。
从产业的角度上讲,我们推出的领军企业评价体系更为科学。我们将年均市值、营收、利润作为企业排名的指标,并将每家企业按照全球产业分类标准划分到158个赛道里面。借用传统经济学CR4(行业前四名份额集中度)的概念,每条赛道的前四名就是该产业的领军企业。
透过数字,企业的质量如何,主要就是由这三项指标来表现的。首先,市值是人民在市场上用金钱投票投出来的。正常情况下,企业的营收、利润、增长或衰退的趋势、产业的未来走势都通过市值综合体现出来。
不过,市值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炒作的影响,需要用利润修正。企业的本质是要创造利润,尽管不同行业的市盈率差别很大,但总是跟利润挂钩。此外,利润又跟企业销售规模、市场地位有一定的关系。总之,通过这个评价体系,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全球产业和领军企业的状况。
NBD:中国领军企业中有哪些代表企业?
何志毅:在中国所有的领军企业中,平均市值和营收超过1000亿美元,利润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只有5家,分别为阿里巴巴、工商银行、中国平安、中国移动、中国石油。
单项指标略差一点的还有6家,分别为中国石化、中国人寿、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腾讯控股。
华为虽然不是上市公司,但其营收和利润在通信产业中遥遥领先,经保守测算其市值也在1000亿美元以上,也基本符合上述条件。
因此,这12家领军企业基本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
NBD:很多投资公司和券商也在做产业研究,您提出的领军企业研究对投资者来说有哪些意义?
何志毅:他们更多地代表了投资者的眼光,更关注个股走势、短期效益和投资者兴趣。不过,我们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指导投资行为,而是关注现象背后的规律和长期状态。因此,如果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会考虑长期视角和产业视角,那么我们的研究可能会有更大的参考意义。
谈产业差异:
“补短板”成为全球性问题
NBD:对国家而言,领军企业数量的多少意味着什么?
何志毅:现在中国的GDP大概是美国的七成,但按照《财富》500强企业的数据来看,中国500强企业的数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美国,这就给人带来一种错觉——虽然我们GDP不如美国,但单个企业的质量已经超过美国。实际上,我们一些企业销售规模大但利润率低,竞争力并不强。
对国家来说,拥有更多的领军企业意味着两点。第一,国家的产业均衡度比较好。例如在500强企业里,金融类企业就占了20%以上;领军企业则按照158类产业分别排名,每个产业只取前四名。因此领军企业多说明产业均衡度较好。第二,由于我们综合考虑了三项指标,领军企业多说明各产业里的企业质量比较好。
NBD:中美两国领军企业的分布存在哪些差异?
何志毅:据2020年数据,中国共有113家企业进入领军企业名单,美国共有248家企业进入领军企业名单,我们占到美国的45.56%。其中,中国有25家企业在各自产业里排名老大。美国有73家企业在产业里排名老大,我们约为美国的1/3。
中国的优势产业大部分是传统产业,如房地产、家用电器等。但在信息产业和医疗保健产业上与美国差距很大。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例,2021年,中国电脑硬件、储存设备及电脑周边全产业40家企业的市值之和、营收之和与净利之和是苹果公司2020年对应数据的11.24%、90.91%、17.54%。
此外,社会上一般认为美国是金融一枝独秀,实业空心化,但我们的数据显示,中美在产业均衡度方面应该说旗鼓相当。
NBD:面对目前的中美产业分布差异,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何志毅:在全球一体化的状态下,每个国家的禀赋和资源条件,会造就它在某些产业上的优势。因此,理性地讲,各国未必要在每个产业上正面竞争,而要优势互补。这也是我们研究产业领军企业的初衷——看到中国在哪些产业有优势,为这些产业里的优秀企业培养人才。
不过,美国在2018年挑起与我国的贸易摩擦,使用非市场手段干预企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希望全球一体化的局面能够维系,另一方面也要为中美产业生态圈的潜在对抗做好准备。因此,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补短板。即使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的产业链也不至于断裂。
实际上自疫情以来,不仅中国在补短板,其他国家也在补短板。不少国家发现,很多看起来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现在变得很重要,比如口罩、消毒液、手套等。这些产品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甚至关系到社会安全。然而,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疫情蔓延可能导致国家之间出现交往壁垒,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如何保障就成为全球性问题。
谈企业责任:
领军企业要承受与社会磨合的成本
NBD:眼下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体系成为企业评价新标准,您认为领军企业评价体系与ESG体系有何关系?
何志毅:在纯市场经济的理念和规则体系下,能脱颖而出的企业意味着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即能够用同样的资源生产出更物美价廉的产品。这套体制表面上是让每一家企业都去逐利,但实际上是人民在用货币投票,选出能为人民提供最好服务的企业。因此,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企业看起来有失偏颇,但背后有着深刻规律。
不过,当企业追逐利益的过程导致环境遭到破坏后,社会意识到要对企业衡量标准进行修正。随后,环保理念逐步延伸为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最后统一到ESG体系。ESG不仅更加系统,同时把社会责任、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外部指标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相结合。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是在企业经济指标合格的情况下再要求ESG。因此,ESG是对企业经济指标的一种补充,尤其是对经济效益较好的大企业的要求。企业就算在产业内居于领军地位,但要是破坏环境、浪费资源、不善待劳工,社会也不会欢迎。
NBD:据媒体报道,马化腾在内部员工大会上称腾讯只是一家普通企业,您如何看待他的观点?
何志毅:我对此表示认同和点赞。领军企业家们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环境有清醒认识。企业不管规模多大,也不管掌握多少资本资源,都要把自己看作普通企业。
另一方面,用社会大众的眼光来看,腾讯并不普通。腾讯在全球互动媒体与服务产业里排名第三,仅在阿尔法贝塔公司(谷歌母公司)及Meta(原Facebook)之后,是最近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值最高的企业。不过,腾讯及其他领军企业的领导者要意识到,这种“不普通”指向的并非特权,而是特殊的责任。
首先,领军企业要承担特殊的产业责任。作为产业里的佼佼者,领军企业需要引领市场与创新,扩大产业边界,让更多的消费者来购买产业里的产品。此外,领军企业还要承担与社会磨合、博弈的压力。市场经济设计的规则下,企业某种程度上都会追求垄断和高利润,社会则反对一家独大。这种情况下,领军企业需要承受与社会磨合的成本和代价。
其次,领军企业要承担特殊的社会责任。当灾难事件发生时不能视而不见,领军企业要带头体现一个经济组织对社会的同情心。此外,领军企业要呼应社会的特殊需求。比如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领军企业可以在业务领域里尽量拉动中小企业发展、先富带后富,还可以在与自身业务无关的领域里做慈善公益,救助弱势群体,或者根据国家需求支持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记者|杨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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