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玉阳
大多数人通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开始关注外卖业具体的劳动过程，尤其是算法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任何对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问题的探讨，都不可能从单一抽象的劳动过程本身找到答案，决定劳动自主性程度的一定是施加于劳动者身上各种社会因素的辩证综合。外卖业同样如此，决定外卖员劳动过程自主性的力量绝不只是单一的算法，还包括外卖业的分包体系、平台垄断、不平等的考核机制、外卖员自身承受的持续的生活压力等结构性因素。
我们为什么关注外卖员
中国的外卖业在2015年开始加速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城市系统运行的重要组成。大部分人对外卖员的感性认知来自于他们穿着蓝色或黄色工服在车水马龙中穿梭，这是他们的劳动过程，却也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便是外卖员工作的特殊性。
但是这种特殊性其实又内在于一种现代城市生活的普遍状况，即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流动的藏私”[1]：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躲藏在自己的私人领域，却仍然可以凭借技术系统获取诸如水、电力与信息等维持生存的必要资源，但倘若没有建造和维持这些技术系统的人，所谓“流动的藏私”也就无法实现。点外卖这一活动同样符合“流动的藏私”的定义，因为人们不用出门就可以获取食物，不同之处在于，人们使用电力和手机时是可以忽略掉建设电力和电信基础设施的工人的，也就是那些真正把处于私人领域的个体同外界连接起来的劳动者。但是外卖员则必须在城市的街角、商场、电梯中，以自己身体的流动充当食物资源传输的管道，为人们提供便利的服务。
这种“可见性”迫使人们关注外卖员，并寻找理解外卖员的话语，但是这些话语再多大程度上再现了外卖业的真实图景？尤其是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所引发的热烈讨论中，算法反而代替外卖员成为了主角，难怪有外卖员会抱怨：
我们身处舆论的中心，却只能看见别人的意见，专家啊，学者啊，没我们什么事儿。外卖小哥好像没有说话的权利，我们说的话根本没人听得见，就算说了也会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热度过去，更没人愿意关注了。我身边的外卖员也就吐槽一下，还是得接着干活。[2]
坦白说，在我亲身体验送外卖4个月的过程中，起初丝毫感觉不到算法的控制，因为在实践中很清楚的事情是，只要你离开特定的商圈一定距离，算法就不会派发新的订单。但是我的师父却不断叮嘱我尽快回到商圈，因为只有这样算法才能继续给我派发订单，从而在相同的时间内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每当我看到即使没有算法的控制，外卖员还是风驰电掣地返回商圈，我就会感慨对外卖员劳动自主性的考察，不能再沿着那种单一地探讨劳动过程和算法的路线进行下去了，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恰恰是主动去“拥抱”算法的。《外卖骑手基本劳动现状调查》显示，调查中有超过六成骑手身上负有贷款，近1/3的骑手欠债超过10万。[3]用骑手自己的话说则是：“来送外卖的，谁身上没点欠债啊！”因此，仅仅从外部观察外卖员，便无法体会那种“因为每天都面临欠债的压力，所以不得不在深夜、在大雨天、在出了车祸之后还要坚持送餐”的苦楚。而正是想要从真实的生存和劳动情境中去探寻外卖员劳动自主性问题的驱动力，促使我成为一名全职外卖员，具身性地参与到送外卖这一劳动过程中。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是以一种猎奇和怜悯的心态去体验外卖员的劳动过程，因为外卖业还具有另一个普遍性的维度，即内在于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中国通过发展信息和互联网产业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升级和重构这一总体过程中。正如唐旻在《腾讯：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凭借着“以工业产品出口为导向，依赖外商投资”的模式取得了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它的弊端在于高度依赖外部的全球资本主义，一旦国外消费市场萎缩，就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通过发展国内的互联网与信息产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且创造大量就业，以此抵御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升级和重构的核心策略[4]，外卖业自然内在于信息产业发展这一进程。因此，外卖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事。
专送模式与不平等的考勤机制
以下资料主要来自于我作为北京地区专送骑手的经验和观察。外卖配送总体上分为专送和众包两类。众包模式更接近人们想象中的“零工经济”，成为众包骑手不需要任何条件，也不需要加入任何组织，只需要下载相应的APP完成注册即可。众包骑手的单价相对较低，但是会随着配送距离的增加有所提升，一般来说，所有跨区域甚至跨城市的订单都是由众包骑手完成的。由于众包骑手以个体的身份加入平台，因此相比于专送骑手来说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对于出勤、考勤、是否接单、日任务量没有强制性要求。外卖平台最初的确是以“零工经济”的面目出现的，笼罩在其上的“共享”、“自由”等溢美之词实质上是一种与平台经济迅速扩张相配套的话语。然而，现实的情况是2020年美团外卖日订单量已经达到4000万[5]，类似众包那种缺乏专业化组织管理的“平台+个体”模式[6]是无法承受住如此规模的交易量的，因此，从零工模式到专送模式其实是外卖业必然的演进路径。
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外卖平台的劳动组织过程既复杂又灵活，这无疑增强了平台的控制能力，并且反过来削弱了外卖员的谈判力量。首先，众包模式使得当下社会中任何在经济衰退中处于持续的生活压力之下的群体都能够成为外卖业潜在的劳动力后备军，这无疑削弱了专送骑手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因为即使一部分专送骑手选择罢工，平台仍然可以依赖众包骑手维持运营，那么专送骑手自然失去了谈判的砝码。其次，由于工会组织和集体意识的缺失，使得组织谈判力量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如果仅从对外卖员群体“原子化”的想象出发，假设外卖员在自雇佣的模式下彼此之间存在个体劳动者的利益之争，就容易忽略“平台-站点-骑手”这一实存的“三层结构”的运营模式对外卖员的控制。
与一般分包模式不同的是，站点不只是代替平台雇佣劳工，还嵌入到骑手每时每刻的配送过程之中。首先，站点的工作人员负责外卖配送软件的后台管理，可以随时关停骑手的账号或者调度订单的分配（订单根据距离远近、配送难度有好坏之分）。其次，站点与骑手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对抗性的，站点有时又在平台面前扮演着骑手的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由于对骑手的各种罚款的权力，包括配送超时、物流配送原因取消订单、蓝色风暴着装不合格、顾客投诉等，仍然归属于平台，可骑手若想就这些处罚进行申诉又只能求助于站点的管理者，如此一来，为了个人生存问题骑手只能尽量顺从于站点的日常管理，并寄希望于后者能够为自己争取最大程度的利益。同时，虽然平台表面上赋予了骑手投诉所属站点管理者的权利，但在我所属的站点中，管理者明确表示：“你骑手投诉我可以，那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投诉我之后，我开除你也是我的权利！”十分清楚，在现存的不平等的管理和组织模式中，外卖员无法拥有劳动的自主性并捍卫自身的权利，但这肯定是算法之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专送模式所采取的“平台-站点-骑手”的三层结构使得外卖业劳资关系和劳动组织模式进一步复杂化，这种复杂性本身编织出了一张控制劳工的网，骑手在劳动过程的很多细节上都受到掣肘，没有任何实存的机制能够保证骑手民主地决定自身的劳动过程。例如，我所属站点的出勤要求是骑手每月必须出勤26天，并且每一天要跑够25单，否则原来9元一单的单价就会降到8元，一位骑手基本上每个月至少可以跑到700-800单，倘若他没有完成上述指标，那么就会损失700元钱。这无疑是一种极其不平等的规定，它的作用仅仅在于逼迫外卖员在节假日或者极端恶劣的天气仍然保持高出勤率以此为平台赚取更多的利润。我身边的一位骑手曾经为了在“五一”长假保证每天的出勤，而被迫连续5天送外卖到半夜12点，那个时候，第25单被骑手们称为“回家单”。包括大风天气，暴雨天气，骑手们之所以不顾生命安全地出来跑单，也正是这一不平等的考勤制度的产物。另外，在顾客投诉制度上，骑手也面临着不平等待遇，今年6月份宁夏银川一名骑手仅仅因为拒绝帮助顾客扔垃圾，就被罚款50元并限制接单量，骑手的申诉流程十分繁琐，但是顾客投诉只需要单方面“陈述事实”，平台不需要对其真实性进行核实。
有人说，外卖员虽然辛苦，但在劳动过程中却比工厂的工人在工作中享受更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指的是骑着电瓶车在马路上疾驰的体验，甚至连外卖员自己也会承认这一点，迎面而来的风和两边快速后退的街景似乎能够帮助它们营造一个暂时躲避现实压力的异空间。可这当然不是劳动过程的全部，例如，除去严苛的罚款之外，骑手每个月的薪水中还要被固定扣除的费用如下：工会费25元、骑手费用 15元、保险125元、服务费75元，每个骑手自行缴纳交通保险这件事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外卖员也不止一次质疑这些扣款的合法性，但站长却告诫：“不要再纠结这几十块钱的小钱，其它站点几百块钱的不合理罚款很常见，本站点的人要懂得珍惜。”
十分清楚，在这些涉及到实际利益的问题上，外卖员是缺乏自主性的，我时常在想，如果没有不合理的罚款制度、没有不平等的投诉机制，如果工资条上能够少一些莫名其妙的扣款，如果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平台能组建一个机动的维修小组帮助孤立无援的骑手处理问题，总之，如果骑手可以摆脱严密的控制为自己争取一点权益，那么他们的日子是不是就会好过一点？
算法：物质性、信息商品化与技术政治回到曾经被热烈讨论的算法问题，现在人们日益感受到的是算法作为一种独立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技术正在左右人类的决策和组织，但这种感性认知其实遮蔽了算法本身的物质性维度。在外卖业，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没有以光鲜亮丽的计算机和大数据技术作为支撑的“算法”，即印度的“达巴瓦拉”，有着130年历史的原始的“外卖系统”，仍然包含着以下信息：骑手定位、商家定位、配送时间、配送路线、菜品样式和价格等等，其根本不依靠计算机编程，而是通过外卖员在共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简单编码系统由颜色、字母、数字和其它简单符号组成的，来保证配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7]。可是今天媒介和信息产业的高度专业化和商业化已经在普遍的经验层面上将语言、媒介与信息技术同其物质基础割裂开来。卢卡奇认为，高等动物为了生存，彼此必须进行沟通，人类的语言和交往起源于经济的需要——为了能够掌控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组织，人就需要彼此沟通信息[8]。这也正是文化唯物主义的内核：语言、信息和劳动本来就是一个总体的物质过程的两个面向，并不能分开去理解[9]。因此，当我们以文化唯物主义的路径去理解信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的辩证关系后，就能够明白，如同“达巴瓦拉”这一例子所表明的，那些看似已经被专业化了的媒介和信息技术实际上仍然来源于人类活动本身，它们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通过专业化的方式被抽离出来又溶解到人类普遍交往活动之中。但是这种“抽离-溶解”过程并不意味着信息和文化简单地被还原到人类直接的实践活动中，因为它遭遇了商品化逻辑的中介。信息商品化的一个显著后果在于，当媒介和信息开始大规模地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进而成为人类组织与生活的基础设施，资本对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便得以可能。同时，媒介与信息的“内容”向度又不可能在商品这种形式之下还保持原来的样貌，内容必然被形式改变，这便涉及到了算法的技术政治问题。外卖平台算法系统的本质仍然是基于历史信息的统计和学习在短时间内给出连接商户、骑手和消费者三者之间供给与需求的方案。相较于此前的媒介与信息技术，算法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够实时地将现实交往活动产生的海量信息以数据的方式呈现出来并进行高效加工处理，同时它自身反过来成为了人类的一种新的组织和交往模式。但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算法被资本主义商品化的逻辑中介，进而被嵌入了符合平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观。某外卖平台程序员直言：“外卖骑手跑得越快提高了平台的配送效率，却造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同伴们后续越来越辛苦配送时长被一再压榨。”[10]当外卖员因为害怕超时而在某一条路线上逆行或者闯红灯时，这些骑手冒生命危险的代价节省下来的时间又会被算法吸收并再生产为一个新的普遍的时间标准，如此循环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每一条路线的时间要求都会被压缩到极致，平台因此获得更多利润，背后却是骑手每分每秒都在上演的生死时速。
我对这种算法的技术政治是有过经验层面的感受的。今年五一期间，由于订单量少导致我无法完成上文提到的考核标准，因而一直耗到傍晚10点钟，天突然开始下雨，我心里一慌神就撞到了路边的护栏上。电动车已经无法正常启动，我的膝盖也受了伤，但算法系统中的时间还在一分一秒地流逝，那种情况的确让人感到绝望，而当我打电话给站长说明情况，他首先问我是否可以把手中没送完的订单完成，因为这关乎他的绩效。很显然，这里的算法充当的只是冷酷的计时器，它不会感应到活生生的情境，也没有谁能在那一刹那介入算法，将计时停止。然而，算法并非只有一种，如果我们能够把追求效率的价值观嵌入到算法中，那么同样把注重安全性的参数放置其中，例如增加易发生交通事故路段和时段的配送时间。算法还有多种可能性，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一直形塑着算法的主导力量，即信息商品化的逻辑，那么应该思考的是建立允许外卖员依据自身劳动经验和诉求去主导算法设计过程的协商机制，而不是充满绝望地、想象性地把算法固化为一个排斥骑手、压迫骑手的技术实体。
此外，正是认识到了算法的物质性，我们才可以戳破外卖平台所谓“自雇佣”的神话，平台掌握了最核心的生产资料——算法和手机软件，因此骑手仍然处于雇佣劳动制之下。但我们不能因此掉入另一个陷阱，即认为电动车、手机、工服这类骑手个人购买的产品不算生产资料，实际上更为激进的理解是，平台资本不只剥削骑手创造的剩余价值，还同时通过占有骑手自己购置的生产资料进行剥夺性积累[11]。如果每一位骑手的手机、电动车以及一般性的维修费、保养费和电费，按最低估算是4500元左右，那么它当然无法和上百亿的数额进行比较，但是根据2020年美团财报[12]，2020年美团有单骑手总数为295.2万，电动车和手机的总成本至少是132.84亿，这仍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平台垄断或者平台合作主义
一位在北京某商圈从事6年外卖员的大姐告诉我，2015年百度外卖还没有被饿了么吞并，大众点评也没有被美团吞并，当时外卖员每个月的雨天、远距离配送、大重量和高温等补贴合计在一起大概有2000多块钱，而如今类似的补贴每个月还不到100块钱，即使是在35度的高温天气也从来没有任何补贴。在平台垄断之下，面对此种不公正的待遇，外卖员最多也只能是在微信工作群零星地抱怨几句，没有任何议价权。但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平台垄断资本所生产出的社会矛盾是内生性的，它们不会真正消失，今年夏天“陕西外卖员怒烧餐箱”、“外卖员四小时抢253单随后‘报复性’注册账号”的新闻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倘若不能建立实存的机制保证外卖员劳动自主性与权益，类似破坏性的冲突只会一再上演，因此，必须去探索除平台垄断之外的多元化和可持续性的外卖运营模式。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数字失联》一书中曾指出互联网技术天然的“网络效应”[13]，会使得互联网产业更容易形成垄断。当某一平台凭借资本优势率先将用户资源建构起来，便具备了一定的公共性，那些还未加入这一平台的潜在用户便会被源源不断地吸纳进来。不过这一判断似乎更适用于提供超越空间限制的公共社交需求的社交媒体平台，外卖平台的“网络效应”则不是那么显著，因为无论平台如何垄断和扩张，送外卖这一活动始终是高度地方化的，是受空间限制的。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大部分骑手总是在以某一区域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活动，即使是在现行的垄断平台模式下，实际负责管理运营的是区域化的分包站点，而不是平台本身。因此，外卖业的垄断经营不是必然选择，平台现行的运营模式恰恰证明了，外卖这项服务并不一定非要由大型平台去提供，完全可以以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县城为基础，基于外卖业固有的地方化逻辑，探索在地的“平台合作主义”模式。例如，基于本地需求建立外卖合作社，由外卖员、商家、消费者共同所有，同时在管理组织上实行参与式民主，保证外卖员的劳动自主性。又或者由政府或者NGO组织集资建设算法和应用程序等基础设施，并允许不同区域的外卖员利用这些基础设施开展外卖配送活动。这些平台合作主义[14]的想像已经在法国的Coop Cycle的倡议运动和西班牙的Radish平台等实践中开花结果[15]，也是探索当下中国外卖业多元化、可持续发展路径时值得借鉴的实践资源。公众号致诚劳动者的一篇文章揭示了外卖业的“法律暗网”：A公司给他派单、B公司给他投保、C公司给他发工资、DEFG公司给他交个税……它们互相交织，将骑手紧紧捆住，可当骑手真正跌进前方的大坑并向外求助时，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为他的用人单位。而站在系统外的农民工律师，仿佛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劳动关系被这样一步步地人为打碎……[16]可见，算法虽然是决定外卖员劳动自主性的关键力量，但它仅仅是构成外卖业这张总体性控制网络的一个环节，法律暗网、不平等的考核机制、平台垄断、以及持续的生活压力都在制约着外卖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若是想将这张复杂的网络厘清，仅依靠学术界、媒体和平台企业自身的调研是不够的，还必须培育一个能够让外卖员自己发出声音，自己决定自己命运，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环境。今年7月份国家人社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加强新经济产业工会组织建设[17]，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而其具体的落地情况，则是接下来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 外卖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