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童克难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已成为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
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绿色发展是疫情后经济全球化和绿色复苏重要的基础，也是生态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环。对于中国而言，供应链的绿色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和促进“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国合会的研究中，提出了绿色价值链的概念，指以负责任的方式开展商品生产和采购，并采取循环经济手段，进而降低环境与社会影响的价值链。
绿色价值链将为中国带来哪些新机遇和新动能？全球绿色价值链的构建需要哪些路径和方法？在国合会2021年年会“从生物多样性到气候变化：凝聚全球绿色价值链新动力”主题论坛上，与会专家就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
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由世界不同地点完成的从生产到消费的不同阶段增加价值的过程）当中处于核心位置。
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构建，中国在经济上实现历史性增长的同时，也可以发挥影响力为其绿色化做出积极贡献。
为此，2020年国合会主持开展了全球软性商品（指农业、海产品和林业种植或其产生的原材料及其衍生物）价值链的绿色化专题研究，分析了中国推动全球商品价值链绿色化的重要意义和行动策略。在此基础上，2021年国合会形成了《全球绿色价值链——新形势下中国的机遇、挑战和路径研究报告》。
“一些‘软性商品’在生态系统破坏和退化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研究报告外方副组长、世界资源研究所食物、森林、水、海洋副总裁克雷格·汉森表示，遏制软性商品导致的生态系统破坏和退化对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至关重要。
201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大豆、木材、纸浆与纸张和牛肉在全球进口中所占市场份额均为第一位，棕榈油进口占比排名第二。
“所以中国在这些供应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构建绿色供应链体系对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也非常重大。” 克雷格·汉森说。
对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亚太区高级经济顾问、“一带一路”战略顾问郝博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表示，在全球绿色价值链体系建设中，中国可以发挥关键的领导作用，着眼解决生态系统的“健康”问题，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秩序。
企业积极创新并付诸实践
企业，是建设绿色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之一，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企业的创新和实践，是与会嘉宾和代表讨论的重要话题。
国合会委员、沃尔玛基金会主席、沃尔玛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麦克劳夫林介绍，通过绿色价值链管理，沃尔玛有效倒逼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和物流商等各方从生产选址、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分销、运输、仓储到消费、回收处理等各环节关注了绿色价值的赋能。
“全球有三千多供应商与沃尔玛签署了合作项目。我们与汇丰银行合作出台的资金激励政策，使更多企业愿意参与进来，从而得到优惠的贷款或金融政策。”这个过程中，麦克劳夫林还特别提到了激励措施。
消费者如何践行绿色的生活方式？
作为纺织行业的代表，国合会委员、全球绿色价值链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介绍，溢达集团力争做到信息的共享和透明。“从生产端到消费端是否绿色，我们要让消费者看到每一个环节。”
除此之外，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政府和涉外事务副总裁姚晓蓉还提到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资源的回收利用。她介绍说，2020年宝马集团与国内主要供应商建立了再生钢的闭环生产系统，将生产中的废料纳入上游生产制造商生产流程中。
同时，宝马集团还与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充电技术研究和创新、充电服务产品合作和推广、推动“新能源车用新能源电”三大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未来的发展路径和具体措施有哪些？
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提到了“协同”。他表示，要从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上提出全方位的系统解决方案。
“比如，要重视绿色价值链构建过程中绿色数字创新赋能，协同推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打通绿色双循环的堵点，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刘世锦说。
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面临的挑战。绿色价值链的构建，也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
“在生产国和消费国两方面推进这一进程。”国合会委员、全球环境基金原首席执行官兼主席石井菜穗子表示，在绿色价值链的构建过程中，要搭建各国共同参与的平台。
对于具体领域和措施，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表示，要重视农业在此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农业领域的生态环境保护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所以农民采取主动措施的意愿不足。”
对此，他建议要更多关注农业领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从构建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核算体系、探索农业生态价值实现机制以及加强基层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等领域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