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是指人为排放量被人为作用和自然过程所吸收，即净零排放。丁仲礼表示，2019年，全球碳排放量为401亿吨二氧化碳，其中86%源自化石燃料利用，14%由土地利用变化产生。
这些排放量最终被陆地碳汇吸收31%，被海洋碳汇吸收23%，剩余的46%滞留于大气中。“碳中和就是要想办法把原本将会滞留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减下来或吸收掉。”丁仲礼说。
当前，世界各国碳排放处于不同阶段，大体可分为四个类型。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就已经实现达峰，目前正处于达峰后的下降阶段；我国还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及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阶段，碳排放量逐步进入“平台期”；印度等新兴国家碳排放量还在上升；还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和农业国，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碳排放尚未“启动”。
欧盟部分成员国率先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我国也于2020年9月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是雄心勃勃但又极其艰难的战略目标。从主要发达国家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关系看，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同人均累计碳排放密切相关，就我国而言，人均累计碳排放远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也小于全球平均。我们追求2060年达到碳中和，其难度远大于发达国家。”丁仲礼指出。
在丁仲礼看来，碳中和看似很复杂，但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三端发力”的体系。第一端是能源供应端，尽可能用非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发电、制氢，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或能源供应系统”；第二端是能源消费端，力争在居民生活、交通、工业、农业、建筑等绝大多数领域中，实现电力、氢能、地热、太阳能等非碳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的替代；第三端是人为固碳端，通过生态建设、土壤固碳、碳捕集封存等组合工程去除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
“简言之，就是选择合适的技术手段实现‘减碳、固碳’，逐步达到碳中和。”丁仲礼说。
基于碳中和国家战略目标和中科院碳专项的已有成果，丁仲礼表示，碳中和过程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其实现过程将会是经济社会的大转型，将会是一场涉及广泛领域的大变革。
“‘技术为王’将在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即谁在技术上走在前面，谁将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丁仲礼强调。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轮“大转型”需要在能源结构、能源消费、人为固碳“三端发力”，所需资金将会是天文数字，不可能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得以满足，必须坚持市场导向，鼓励竞争，稳步推进。“政府的财政资金应主要投入在技术研发、产业示范上，力争使我国技术和产业的迭代进步快于他国。”丁仲礼说。
在“大转型”中，行业的协调共进也极其重要。“减碳、固碳”“电力替代”“氢能替代”均需要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如果某一行业不同企业间不能协调共进，势必会使“不作为企业”节约了成本，从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由此，“分行业设计‘碳中和’路线图及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需尽早提上日程。”丁仲礼表示。
此外，丁仲礼还建议，对未来排放权的分配、碳排放的报告核查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科技支撑方面，还有很多基础性的科学问题比如二氧化碳对增温的敏感性等需要深入研究。记者 陆成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