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芳芳怎么也没想到，本来只想找一家健身房游泳，却被3名私人教练（以下简称“私教”）以帮忙购买36节私教课完成业绩为由，强迫自己一直留在店内，直到整栋百货大楼歇业。私教甚至告诉她，如果她身上没带够钱的话，也可以陪她一起到家里取钱买课。
这事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回想起来，她仍心有余悸。那是2019年9月的一天晚上，当时健身房已结束营业，其所在商场大部分商铺也已歇业。大楼空空荡荡，3名私教却一直围着不让她离开。她当时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赶紧逃离这里。
3名私教见她一直不松口，暗示她，签合同时，销售已经把会员的身份证拿去复印了，知道所有会员的家庭住址。嗅出了威胁意味，考虑到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沈芳芳不愿再多纠缠。
“我当时刚领完8月份的工资，但还是不够，又从存款中取了一些，才把课时费凑齐。”沈芳芳付完课时费，办理完相关手续，已经是22时40分了，她这才被允许离开商场。
3名私教在当晚给她写了一份保证书：“本月是升级月，决定后面的幸福生活，恳请沈芳芳女士再帮我们一次。”并且3人还承诺，这是“最后一次让沈芳芳女士各买12节课，后续不会再让买”。
然而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一般，沈芳芳此后每月都会继续被私教以各种方式进行推销。
在这方面吃过亏的陈琪表示：“对于一些私教的口头承诺，一定不要轻易相信。”
陈琪之前在上海另一家大型连锁健身房购买了私教课程。一开始，她和私教关系都还不错，经常一起买些吃的、喝的，像朋友一样相处。
“那天也是（私教）让我帮忙给他们冲业绩，买了36节课。”陈琪说，当时她的私教课还剩10节，但因为平时跟私教相处融洽，陈琪不好意思拒绝“朋友”的请求，就付了款。
“我当时也说，自己不常去，可能一下子上不完（这么多课程），但他们完全没有说这个课有期限，就一直说‘没问题’‘没问题’。”陈琪说。
之后，因为身体原因，陈琪一段时间内不能再去锻炼，身体恢复后重回健身房时，她却被告知账户里的课程因超出有效期限已被冻结，如需激活，要按照1∶1的比例，购买与冻结课程等量的课时。
陈琪认为这是变相强迫消费，拒绝了课程激活方案，她还从别的会员那里了解到，就算激活了课程，有效期也很短。
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的庞竞曾经在健身房做过兼职，他说，目前市面上健身房的私教大多有销售任务，在售课时，会采取一些营销策略和话术，消费者需要谨慎对待。
“迂回”的初步维权
在上海工作的喻林去年办理了一家大型连锁健身房的会籍。当时销售顾问告诉她，有新客特惠可以享受，12节私教课只需2400元。喻林觉得优惠力度很大，就直接购买了。
但之后，连续3次约课都被教练以各种理由推托没有上成。喻林提出退款，教练让她去找总监，但是仍没有退成。
由于整个课程喻林的确没怎么上过，经双方协商，健身房给喻林的最初方案是扣除她20%的手续费，退款在半年后到账。喻林拒绝了这个方案，要求只扣除5%。健身房答应她向总公司申请一下。
一个多月后，喻林得到的回复是，总公司不同意扣除5%这个提议，“之后我们再发什么消息，他就不回复了，彻底失联。”喻林说。
因协商未果，喻林决定找12315投诉。12315的反馈结果是，“此纠纷由文化稽查部门处理，我部门终止调解，建议通过12318或者12345向文化稽查部门反映此情况。”经12315转接后的体育局工作人员告诉喻林，类似案子很多，通常情况下，健身房会给客户办理退款，但花的时间较长，加上疫情影响，让喻林耐心等待。
“像拉锯战一样，持续了3个月左右，最后他们建议我走司法渠道。”喻林说。陈琪也曾给12315和上海市长热线12345打过电话，未取得太大进展，最后同样选择走司法途径维权。
对簿公堂讨回预付学费
2019年12月3日，陈琪通过网上立案，并在翌日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寄送了有关材料。2020年3月4日，法院受理此案；4月8日，开庭。
陈琪说，由于自己此前没有认真阅读课程合同，里面确实提到私教课程存在有效期限，如未在有效期内上完，课程会被冻结。因此在庭前调解时，健身房以此为依据，表示自己并无违约行为，是顾客没仔细阅读合同。
健身房方面还说，可以给陈琪退课，但由于当时她已经把自己的健身卡转卖给了别人，不再是这家门店的会员，如果要继续上这些被退掉的课，就意味着她又要重新花一笔钱办回会员卡，算下来还是她自己亏损。最后，两方商讨后的方案是，陈琪可以把私教课转卖给该门店的其他会员，转卖所得费用归她所有。
“当时还在疫情期间，根本卖不出去。”陈琪说，过了一个月左右，法院工作人员询问其转卖进展，得知转卖困难，便说帮她再同健身房方面协调一下。最终，健身房答应退还陈琪原课程四成左右的金额。
“经历过这件事情，凡是涉及要我签名的协议、合同这类文件，我都会很认真地阅读。”陈琪说。
另一边，喻林求助12315失败后，在某点评App上找到了那家健身房门店，将自己的遭遇写上去并给了差评。没多久，就有网友联系她，分享了自己类似的遭遇，其中一名网友就是沈芳芳，沈芳芳也建议喻林直接走司法渠道维权。
沈芳芳说，许多在健身房吃过闷亏的人，之所以选择忍下这口气，大多是因为涉及金额数目在几千元左右，处于一种不多不少的尴尬境地。
说“不多”，是因为如果要打官司，考虑到律师费、时间成本等，加上很多消费者最初只是抱着健身的目的，没有留心存证，或认真阅读合同，综合各种因素，打官司最后可能得不偿失；说“不少”，是因为去健身房消费的人群，大多是刚工作的年轻人、上班族或大学生，这个金额对于他们而言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鉴于这种“不多不少”的处境，打定了主意要进行司法维权的沈芳芳每个月继续按照私教和销售的要求购买课程，同时也将相关聊天、付款记录，以及合同等一一保存下来。
2020年4月24日，沈芳芳诉上海可逸健身返还预付款一案，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5月13日，徐汇区人民法院发布判决书，判定沈芳芳可以解除与这家公司的会籍合同、私教课程（补充协议）；被告公司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沈芳芳人民币112950元。
像沈芳芳这样基本能要回全款赔付的维权者非常少，更多是像陈琪和喻林这样的年轻人，选择庭前调解，拿回扣除手续费后的钱。
喻林说，庭前调解当日，健身房的运营经理告诉她，如果她愿意接受扣除5%的手续费，可立刻办理退款，如果要求全款，则需跟公司商量。此外，该经理还指出，喻林申述的两次被取消课程，有一次是买课当天口头预约，没有记录，如果开庭的话，自己会以此举证，只缺了客户一次课。
“他还说，当时给我上课的私教已经离职，还换了微信头像，如果我真的把这个证据交到法庭上，他可以申请这个证据没有效力。”喻林告诉记者，调解员也替她分析，如果继续走法律途径，他（运营经理）会以证据有问题拖延开庭时间，时间上耗不起，建议接受扣除5%手续费。
“野蛮生长”后行业何去何从
庞竞说，过去这些年，健身房市场鱼龙混杂，从初期萌芽到野蛮生长，由于行业标准、监管条例不够完善，不少投机取巧者通过钻法律法规的漏洞，牟取不当利益。“这些个别行为最后可能需要整个行业来为此埋单。”庞竞说这是他和一些同行的忧虑。
“在健身房里我也认识一些认真负责的教练。”庞竞说，“虽然他们有些人可能学历并不高，但很热爱这个行业。”庞竞指出，这些教练通过个人努力不断提升专业素质，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仅因为个别现象而指责整个群体，是不公平的。此外，一些经验丰富、具有资质的健身教练也会自己创业，开办私教工作室。
成都的曹美娜，在私教工作室锻炼一年左右，减重30公斤，她对这个效果非常满意。她说自己倾向于有专业的教练带着，这样锻炼更有针对性，同时也能监督自己。如果不上私教课，她很少独自去健身房锻炼。不过，由于这些工作室的课时费也是以预付形式支付，曹美娜建议锻炼者一开始还是小部分购买课程比较保险。
庞竞还提到，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超级猩猩”“乐刻运动”这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健身品牌受到消费者青睐。这类品牌的优势在于按单次收费，锻炼成本低，消费者可自由选择团操课程和锻炼时间。
前段时间北京、上海先后出台了“健身房办卡7天冷静期”的政策，庞竞认为这是监管部门越发重视健身行业的一个信号。他相信，经过野蛮生长后，健身行业大浪淘沙，劣质机构终会被淘汰，优质服务者会越做越好。新业态的发展让消费者拥有多样化选择，市场形成良性竞争后，反过来也促进消费者更加了解这个行业，不会像刚接触时那样容易受到欺骗。
（应受访者要求，陈琪、喻林、庞竞、曹美娜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田宏炜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