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美团旗下美团互助宣布于1月31日正式关停互助业务，此时距上线仅有一年半。不仅如此，去年9月，百度旗下灯火互助因参与成员人数少于50万而宣布终止。每月分摊几元钱，一旦得了大病，就可以获得30万元的互助金——网络互助的低门槛、高保障曾经吸引大批用户，参与人数在短时间内呈现高速增长，可谓风光无限。如今，多家网络互助平台陷入发展瓶颈，这其中究竟有何缘由？未来互助行业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营利模式尚不清晰
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近日公开表示，美团互助偏离美团主业和逆选择风险不断增加，是其关闭的主要原因。下一步，将对网络公司做互助业务进一步关注，了解其运行的方式和风险情况，再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自2011年国内首家网络互助平台“抗癌公社”上线，网络互助至今已走过近十个年头。但其真正引发业内关注是从2016年互联网公司进入网络互助领域开始，水滴筹、相互宝、美团互助、灯火互助、小米互助等互助平台相继上线，可以说互联网巨头的先后入场，助推网络互助驶入快车道。
以美团互助为例，2019年6月上线；2020年4月，公示第一位受助者案例；2020年6月，升级为首个“不限病种”的大病互助计划。自上线以来，美团互助已公示分摊18期，共帮助382位患病会员获得互助金救治。其最高加入人数曾达到3400万人次，分摊人数大概维持在1500万人次。针对美团此次关停互助业务，有市场分析称，互助产品本身很难赢利，更多是在守住流量入口，但当下互助产品体验不佳，许多用户选择逃离互助模式，导致流量变现难以实现。
数据显示，美团互助2020年6月第3期的帮助人数为3人，分摊互助金7.6万元，但到了2020年12月第2期，需帮助人数快速升至70人，分摊互助金达到1158.4万元。这意味着由于互助计划前端审核宽松，互助案件增加，分摊金额上升。而分摊金额上升会导致更多健康人群选择退出计划，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持牌经营是大势所趋
与此同时，一直围绕网络互助平台的资质争议更是从未停止。网络互助计划本质上具有商业保险特征，但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标准，处于无人监管的尴尬境地。此外，对于网络互助平台而言，一旦出现留存会员和需要领取互助金的人群失衡的情况，互助计划就会面临调整甚至结束的风险。
“尽管网络互助与商业保险都源于人类文明的‘互助共济’，但二者有根本的区别。商业保险在定价的时候会充分考虑预期赔付额的不确定性以保证偿付能力，费率偏高。”中国人民大学保险系主任魏丽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网络互助计划保留了最初互助的模式，进行的是事后的损失分摊，好处是降低了成本，不足是对于会员来说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事后分摊额取决于该计划的出险情况，不能把风险全部分散出去，而过高的分摊额则容易让会员退出，因此网络互助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容忽视。
2020年9月，银保监会打非局发表文章《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指出有的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文章建议，坚持对所有保险活动实行严格准入、持牌经营，严禁无照驾驶行为，严厉打击各类非法商业保险活动。要把网络互助平台纳入监管，尽快研究准入标准，实现持牌经营和合法经营。
科学分散风险是关键
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网络互助平台（亦称P2P保险平台）运营模式目前主要有个体互助模式、群体定制模式和其他创新模式三种。国际P2P保险平台普遍以小范围熟人参与为主，保险标的多为小额产品，分布范围较为广泛，业务涉众风险及卷款潜逃风险都比较小。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将P2P保险平台纳入监管范围，受到保险监管机构严格监管，必要时还接受证券监管的审查，一般不存在完全游离于监管之外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医疗保障需求持续攀升，既有的医疗保障体系受到严峻挑战，基本医疗保险愈发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障需要。魏丽认为，商业保险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成本偏高。我国医疗保障体系迫切需要注入新生力量，网络互助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实践探索。网络互助计划作为新兴模式，在监管和行业标准缺失的情形下摸索前行，存在一定困难，但并不影响其发展趋势。
《2020年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79.5%的网络互助会员年收入低于10万元，68%的会员完全没有商业保险，72%的会员分布在三线以下城市，低收入人群迫切需要更具普惠性质的保障产品。
“未来，网络互助计划可以利用现代风险管控技术手段，设定一个合理的分摊额度，超出部分的风险转移给商业保险，这样既能使得大部分会员以较低成本获得需要的保障，也可以满足部分高保障会员的需求，协同发展才有利于完善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科学的风险分散机制才是网络互助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魏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