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服务业尤其是接触型服务业受到了较大冲击。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服务贸易逆差大幅缩窄，从2019年的15024.9亿元下降到2021年的2112.7亿元。这其中固然有旅行服务逆差大幅下降的原因，但数字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对此作出的贡献也不可忽视。
随着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我国服务业“出海”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从一般意义上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服务业“出海”至少提供了两方面帮助。一方面，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服务贸易的方式，为服务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丰富的路径。数字经济连接海量数据和用户，服务远距离投放所产生的边际成本较低，跨境贸易产生的额外成本较小。特别是研发服务、众包平台等不仅能够提供跨越时空的服务，还能发挥更好利用全球资源的优势，提供高品质服务。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拓展了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这既包括云办公、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各类线上服务，也包括以数据为生产要素和服务内容的虚拟服务。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国文化生活的差异性，数字技术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效率提升和对生产生活的改善还有巨大空间。
在我国服务业“出海”的过程中，有一些现象值得关注，“天生国际化”现象就是其中之一。传统国际贸易一般表现为渐进式发展，即从简单出口贸易发展到海外投资设厂、从单一国家市场逐步走向全球化市场。新的情况是，很多企业在成立初期就进入国际市场、利用国际化资源、开展国际化经营，出现了企业“天生国际化”现象。过去，这一现象大都出现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这些制造业企业往往规模不大，发展依赖于核心技术，能为市场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尽管我国广东、浙江等地也有众多小型出口企业，但它们大都依靠贸易商来拓展国际市场，或者依靠“两头在外”的模式将产品推向全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天生国际化”。相较而言，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加之服务业具有产销同步的特殊性，“天生国际化”现象更不多见。但是近几年，一批在国内并不知名的新兴科技服务企业在成立不久就在海外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它们在全球移动互联的浪潮中，以各式各样的工具类产品在海外市场快速赢得用户，在通信、社交、电商等领域不断深耕，增强用户黏性。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成功突破了人们对传统的渐进式国际化路径的固有认知，也突破了服务往往要依赖制造业产品“走出去”的国际化路径，探索出了新的国际化路径。
上述动向显然得益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过去10多年间，互联网相关业态实现了爆发式发展，受益于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先进的通信基础设施，我国数字经济在很多领域实现了领跑，既遇到了新产业发展中的难题，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技术实力。
还要看到，关注并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是服务业企业的显著特征，本地化能力是企业真正“走出去”、成为全球公司的必经之路。因此，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经营必须契合不同地区的具体需求和文化习俗，强化本地化能力建设。我国已经“出海”的这批服务业企业在海外市场开拓中始终坚持探索本地化经营路径，众多数字服务企业的国际化探索正成为世界服务贸易发展浪潮中的亮丽风景，不断扩大我国服务贸易总量、优化贸易结构、提升中国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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