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陈振芳
“提高职业教育的魅力,让职业教育获得科学发展的阶段,而不是把它视为是一个差生的等级”。
12月4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普职分流论坛上表达了上述观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应该是什么关系呢?
邢晖认为有三种:一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各自独立,它们是不搭界的两个圆,这是分离式。二是交叉和补充的关系。三是全部融合,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
“职教和普教应该没有高低之分,只有类型之别。”邢晖说。
如何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邢晖提出四个建议:
第一,对于职业教育政策的着力点更应该放在和普教同等重要的方面,包括经费的投入。
第二,改变考试招生制度,把职教高考引入高考的内容和机制的变革中,培养技能型、技术型、操作型、应用型的人才。
第三,加强职普融通或者说职普沟通。中小学应该增加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劳动教和技术教育不是替代关系。
第四,要做到职普同等重要,打破唯学历、唯文凭,重视技能、重视职业资格,通过国家资历框架制度去解决职业教育的学历和普通教育学历之间的互通互认互换的关系。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提出,在“事业有利”原则和“多数同意”原则的大框架下,职业教育的办学路径有两条路可参考:
一是,老百姓要什么就办什么办让老百姓满意的教育。
二是,办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教育,短期让老百姓满意,如果长期跟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则应该考虑人口结构、教育擅长干什么。
邢晖认为,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事业有利原则和多数同意原则之间长期存在不对称。要让两者真正对称起来,关键在于提高广大技术工人的待遇。
此外,普职分流的时间、规模和比例也是社会热议话题,几位论坛嘉宾都有提及。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主要有高中后分流、初中后分流两种教育类型。
是否必须在初中分流,邢晖认为未必需要全国一刀切,应该考虑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教育发展的水平,探讨多种模式、多种分流时段。考虑去探索高中内的分流,或者是高中后的分流。
今年4月公布的《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中,《通知》明确,“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
邢晖认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必须均衡的、协调的、统筹的去发展。除了数量,也关乎质量、办学条件。在规模应该因地制宜,不应该一刀切,把这个权力给到各省、各地市,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和老百姓的需求去考虑。
“职普比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产业对人才类型结构的需求需要教育的结构和类型与之相匹配、相适应。”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学院院长和震指出。
职普比存在着一些受社会关注的争议问题,反映了国家需要和家庭以及个人需要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
从国家的整体需要和长远的安排来看,实现大体相当是一个长期的追求,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选择自己接受教育的类型和层次,但是完全不受制约的这种教育选择权利和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除了教育投入成本和预期的判断,还有对学生自己兴趣能力倾向的一个自我认知的偏差,以及对职业教育的误解等都会影响家庭、学生个人的教育选择。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一些教育选择非理性的现象,需要从一些宏观的角度加以引导和干预,在合理的条件下不应该视为有违教育公平的行为。
和震建议,在职普比的政策设计方面要坚决避免简单化的行政指令,应该把追求职普比的均衡发展与加强对职业教育的规划保障、资源投入、提高办学质量、办学条件水平等等,在这些方面实现同步发展,同普通教育大体相当,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的引导家庭和社会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考试招生机制是我们正在面临的重要问题。”邢晖认为,目前的考试招生机制是一种淘汰和选拔机制,考试成绩最次的学生只能选择了职业学校,职业学校成为家长无奈的、被迫的一种选择。
田志磊调查发现,很多学生选择中职既不是因为学费免费,也不是学技术,找工作,而是父母的要求,以及在中职有好朋友,对于学生来说,学一技之长,或者未来怎么样,并不清晰。
“很多家长首先关注的还不是学生能不能在中职学校学到技术,而在于他会不会学坏。”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提出。
如何实现一个理想化的状态,使得职普分流不再成为家长的焦虑,不再是大家按照分数被迫被动选择的一个结果?和震认为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社会由学历本位逐步向能力本位和贡献本位转变。
第二,由学历提升发展转变为既在学校中发展,也要在职业继续发展的轨道上不断地提升,通过工作本位的学习来向上发展,而不完全要依赖学历的这种向上发展。
第三,在就业领域大量的无资格的就业逐步转向各个职业都要强调职业准入资格,使中国真正走入到一个资格的社会。
“社会焦虑源于职业教育的导向不鲜明。职业教育具有独立的、不同于普通教育的规律与特点。”北京市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于东平建议,“今后研究职业教育要把教育部所属的职业院校和人社部所属的技工院校来谈论职业教育。”
和震建议,建立国家的执业资格框架,使每一个轨道上的人都能够心安理得、自信,在自己的轨道上走到社会阶层的高层次。从单一走向多样化的供给,为不同的学生人生的出彩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和自由。
此外,农村职业教育是难中之难的问题。
杨东平提到,曾有企业家曾建议,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应该把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应该办到沿海地区,毕业后再把贫困地区的学生送回家乡就业,不需要每个县自己办职业教育。
田志磊认为,既要给学生去发达地区读书的自由,同时在公共政策市场又给欠发达地区学校以支持,说不定过几年产业就流过去,人才需求就起来了,所以现实中的变化是很快的,产业的流转是很快的,政策上需要更大的包容。
“公共政策不要一刀切,职教发展模式没有最好,只有适合当地经济和老百姓满意的都可以试,不妨在城市多建一些硬件,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我不认为哪个办法都是唯一。”邢晖提出。
“要扩大包括农村和城市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促进而非阻碍多样化的选择。”和震建议,在产业布局上要考虑向农村边远地区、中西部地区,输送能够超越物理空间、物理条件制约的产业布局,让中西部地区的学校有机会弯道超车,通过网络化、数字化来提升中西部地区职业学校实力。
关于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的关系,田志磊认为,职业教育的治理整体上有问题,首先需要宽容的看待地方上的利益分配格局,再看是不是能到省层面出台一些政策,要有更多耐心和包容,才能让职业教育,甚至整个产业社会经济发展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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