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我国数字贸易额由2015年的200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2947.6亿美元，增长47.4%，占服务贸易的比重从30.6%增长至44.5%。”这是记者从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的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峰论坛上得到的一组数据。对于在贸易价值链中收益比重不断升高的“数字服务贸易”，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张平指出，以5G为代表的ICT服务贸易先导型作用愈发凸显，将不断拓展数字贸易新场景，催生新规则，加速数字服务贸易迈向新阶段。
数字服务在贸易价值链中收益比重不断攀升
不同国家对数字贸易达成共识，数字贸易是贸易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
比如，通过数字化手段达成订单和产品交付、贸易标的的数字化和模拟化，包括跨境线上服务、各类型APP等，它最大的特征在于贸易方式的数字化和贸易对象的数字化。
在张平看来，由于数字贸易源于数字经济的国际化延伸，也就承袭了大部分数字经济的特征和规律。而数字经济融合的发展特征具有一些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使能特征，在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服务增值、智能主导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将大幅度降低贸易成本、丰富参与主体、减少中间环节、强调个性化选择、促进各方协同。”张平指出，数字服务参与全球价值链和价值创造，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服务在价值链中的收益比重也不断地增多，导致了“微笑曲线”变得更为陡峭——两端知识密集型产业将会获得更多收益。
ICT拓展数字贸易新场景
“ICT服务贸易先导型作用凸显，特别是5G加速了数字服务贸易迈向新阶段。”张平强调，“5G构建了数据流通的平台、全新网络架构，开启了万物互联，还与云化基础设施有机结合，进而拓展服务业的新业态。”
张平举了几个典型的应用场景：在服务型制造中，从投入角度来看，通信、软件、云计算等数字交付的方式，被广泛应用于制造企业的研发、生产设计、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从产出角度来看，企业将软件产品化作为生产管理经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
在跨境电商场景中，京东、阿里巴巴、亚马逊等电商企业纷纷加快了国际市场的开拓，跨境电商平台为境外客户提供中介服务，扩大了服务的地域范围。一方面，专门提供数据对接、数据分析等服务的企业和平台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服务商可为企业提供收款、换汇、支付、融资等一站式的金融服务。
在金融科技场景中，由于数字贸易天生具有较强的数字化发展潜力，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融合渗透程度超过了大多数传统服务行业（国际结算、国际支付和机构金融业务等）。
在线视频游戏场景中，视频影音和游戏等数字类内容已经成为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版权交易正在稳步增长。在视频服务方面，出现了YouTube和Tik Tok等跨国在线视频平台，消费者娱乐模式从图片转向了视频；在游戏服务方面，游戏类APP的跨国贸易已经非常常见，例如腾讯将自主开发的国产游戏出口至美国及其他海外市场，海外营收稳步上升。
驱动数字贸易构建新规则
就在5G等ICT不断拓展数字贸易新场景的同时，技术也驱动着数字贸易新规则的出现。在张平看来，在AI、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辅助下，5G更高带宽、更低时延和功耗，将催生出工业4.0和信息化融合的新标准。
数据量的暴涨，为数据监管提出更高要求，也就是说知识产权和技术研发需要被更严格地规范。尽管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规模也一直保持增长趋势，但必须承认，我国知识产权和技术研发的重视和保护力度与欧美尚有一定差距。5G被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基于5G将出现更多技术、研发内容以及创新模式，这都有助于我国提升在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研发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因此，重视知识产权和技术研发，也是我国积极构建数字贸易新规则体系的重要前提条件。
数字经济时代，所有的产业都可以被数字化，人才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仅具备单一的岗位工作能力，数字化的素养成为新的人才衡量标准。因此，在国家层面，张平建议推动相关教育技能的培训改革；在区域层面，加强企业与高校间的合作，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更好地储备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本。
在探索数字贸易全新规则体系的同时，政策扶持力度、认证和标准制度也需要被重新制定。事实上，在发展服务贸易外包语境下，我国在国家和区域层面都推出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园区、城市的优惠政策、认证标准、评价制度等多维度的扶持政策，涵盖了服务贸易外包产业等各环节，让我国形成了相对健全的服务贸易和外包产业发展体制和机制。这对全球发展数字贸易来说，是很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