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近日发表中国肥胖专辑，目前，该专辑上线了《中国肥胖流行病学和决定因素》以及《中国肥胖临床管理和治疗》两篇文章。
文章显示，目前中国成人中已有超过1/2的人超重或肥胖，肥胖总人数高居世界第一。专辑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潘安教授表示，我国全国性调查报告中首次出现“超过1/2”这一数据，这个数字在全球显然也是相当高的。
过去30年
中国肥胖人群激增！
根据最新调查报告（2015-2019）数据估计，按照中国标准，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肥胖率分别为6.8%、3.6%；6-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为 11.1%、7.9%；成人的超重/肥胖率分别为34.3%、16.4%。
综合近40年来的全国性调查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肥胖人口正在迅速增长，且这种增长覆盖了所有年龄层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均基于中国肥胖工作组所制定的“超重/肥胖标准”进行统计，能够真实反映中国居民的超重/肥胖现状。
专辑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潘安教授在接受《柳叶刀》采访时表示，按照绝对的人口数来计算，全国已经有6亿人超重和肥胖，这一数字在全球居于首位。同时，这也是在我国全国性调查报告中首次出现超过1/2这样的大比例。
到底哪些人
没管住自己的脂肪？
从现有数据来看，在不同性别、年龄、地理位置、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中，超重/肥胖的分布略有差异。
在儿童和青少年中，男孩超重和肥胖的比率显著高于女孩；在成年人中，男性超重/肥胖率曾一度低于女性，但近年来这种差异开始缩小甚至发生了逆转；总体来看，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在老年期略有下降。
我国流行病学调查还发现，城市地区超重和肥胖患病率高于农村，北方地区患病率普遍高于南方，华北、东北、环渤地区存在超重/肥胖群集现象，北京患病率为全国最高。
经济地位对超重/肥胖患病率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则各年龄段的超重/肥胖患病率均有增加。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男性患病率越高，女性反之。
总结来看：尽管生活于城市、经济地位高的男性，比其它人更易囤积脂肪，成为超重/肥胖“大军”中的一员，但我国居民的超重/肥胖问题已经在全人群中凸显。到底是什么，让全中国的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地胖起来呢？
中国人的肥胖
绝不是简单的生物学问题！
诚然，在过去40年间，中国居民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饮食习惯和体力活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动物源性食物、精制谷物、深加工食品在中国人的菜单上比重逐渐增加，与此同时，人们的久坐时间正在不断延长，体力活动急剧减少。这些，都是中国人胖起来的影响因素。
但，并不是全部……
超重/肥胖属于进行性的疾病状态，从生物学的层面来说，可以理解为上面提到的所有影响因素的集合，但潘安教授认为，超重和肥胖具有着深刻的社会属性，应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系统性问题来看待。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超重/肥胖的驱动因素之一，在改善粮食安全和生活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居民的营养摄入结构，导致全民性的能量过剩。
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也在为中国肥胖的流行推波助澜——中国老一辈人将体格健壮视为财富和健康的象征、“膘肥体壮”被认为是儿童健康的标志、肥胖在我国并未作为独立慢性疾病，患者治疗意愿匮乏……
细数中国肥胖管理
4大痛点！
超重/肥胖是慢性、进展性的疾病状态，短期内难以逆转中国人的肥胖问题，因此，肥胖的临床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但在现阶段，中国的肥胖管理面对4大痛点：
1）尽管拥有指南共识，但临床执行度不足
中国的肥胖管理指南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和发展——医学界已普遍认可肥胖干预的必要性，并且不再局限于减重本身，而着眼于并发症的处理和整体健康状况的改善。但指南缺乏足够的本土信息进行指导，故而临床应用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同时，由于肥胖在中国尚未被正式认定为一种慢性疾病，临床医生和患者的治疗意愿并不强烈。
2）生活方式干预缺乏公认方案
与美国和欧洲指南一致，中国指南也推荐生活方式干预作为肥胖的一线治疗手段。美国现行指南推荐在6个月内至少现场进行14次减重相关高强度综合生活方式干预，随后进行长期（＞1年）的体重维持干预；但我国共识中并未提供这样详细的生活方式干预细节，因此我国的肥胖干预尚缺乏公认的生活方式干预方案。
3）可用于肥胖治疗的药物，太少了！
在美国和欧洲指南中，药物治疗被认为是生活方式干预失败时的另外一种治疗选择。然而，在中国，肥胖药物使用较为保守。2018年中国体重管理专家共识采纳了“以肥胖相关并发症为中心”的策略——如果生活方式干预在起始3-6个月内未达到至少5%的体重下降，肥胖、超重合并并发症的个体可以启用药物治疗。
而事实上，我国获批长期使用的减重药物仅有奥利司他一种，难以满足广泛的临床需求，同时奥利司他的胃肠道不良反应（如油性便和大便紧急感）、使用者需要每日摄入复合维生素制剂以改善脂溶性维生素吸收障碍以及尚不明确的长期使用心血管风险，限制了该药的广泛使用。
4）减重手术尚缺乏长期结局数据
在全球范围内，四种主要减重手术术式具有确定的疗效：腹腔镜可调节胃束带术（LAGB）、Roux-en-Y胃旁路术（RYGB）、袖状胃切除术（SG）、胆胰转流合并或不合并十二指肠转位术。
同时，我国减重手术相关研究具有很大局限性，大多数研究的研究对象少于50（只有香港的1项研究的样本量超过100），且随访期都在24个月内，因此缺乏对远期主要心血管事件风险和死亡风险的评估。
面对这样的现状
临床医生能做什么？
中国的超重/肥胖流行趋势已成定局，在未来的数年内很难逆转，肥胖的临床管理将成为医学领域的新挑战。
肥胖既是一种慢性疾病状态，也是一种可防控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中国“以肥胖相关并发症为中心”的肥胖管理思路逐渐成型，肥胖临床管理也正在不断发展，但无论是生活方式干预、减重药物还是减重手术，基于中国人群的证据都较薄弱，亟需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以建立中国肥胖管理标准。为了应对挑战，这也需要医疗卫生系统、医护人员、公众（如家庭成员、社区、学校等）的共同努力。
“肥胖的治疗和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鉴于肥胖的近远期健康影响和社会经济影响，其应得到国家卫生政策的重视，其管理应纳入我国正规医疗卫生体系，此外还应该获得医疗卫生领域之外的广泛社会支持，以系统性地应对其影响。”潘安教授总结道。
综合《中国青年报》、医学界、药明康德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