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立足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以下简称两业融合）水平，将是“十四五”期间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两业融合
“质量”是指产品和服务能满足用户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增长”不同，从后者转向前者，意味着经济运行的目标和动力机制从主要侧重以交换价值计算产品和服务总量增加，转向更加注重产品和服务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合意性。主流经济学常用交换价值代替（使用）价值以便将其同质化，质量基本上是一个被抽象掉的因素，或归于“技术不变”，或以价格代之，无法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但熊彼特开创的创新经济学却始终强调经济发展质量，着眼于技术变革（创新）的驱动作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以“高端、智能和绿色水平的提升”为目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释放制造业创新动能（要素新组合），持续创造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价值增值）。
两业融合是指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这就存在是以制造业为主融合服务业，还是以服务业为主融合制造业的问题。价值是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就价值提供效用的本质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都能满足实际需要，在价值内涵上是相通的。因此，经济学上制造业和服务业是难以区分的，这导致了对于两者究竟是谁包含了谁，在过去100多年里发生了数次认识上的颠覆和对调。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服务业是制造业的自然延伸，制造业包含服务业。
两业融合应以先进制造业为融合主体，主导现代服务要素向其渗透融合。其核心内涵在于，为实现制造业优化升级（价值增值），通过打破产业边界，促进要素间充分融合（要素新组合）。
总的来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将被传统经济学抽象掉的质量的价值内涵还原回来，用“创新引领”还原出“技术进步”和“使用价值”。这样看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创新经济学逻辑，呼唤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还原出其本质价值差异，通过要素间融合互补促进价值增值，获得以两业融合为主导驱动力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两业融合面临诸多挑战
近年来，我国两业融合步伐不断加快，但是在融合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
当前，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问题仍然存在，诸如信息产业“缺芯少魂”现象屡见不鲜，产业链关键环节核心技术、共性技术严重依赖进口，先进制造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不断上升，但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够，高端服务能力不足，并且存在“自我循环”和“脱实向虚”的风险。
两业融合过程效率不高，创新和价值增值效应不明显。要素间流动性受限、互补性不高，先进制造业难以内化现代服务业要素、创造增值价值。表现为先进制造业对现代服务需求不足，无法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缺乏足够的服务能力，支撑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政策都以严格产业门类和政府部门职能分工为制定和运行的基本前提，政策间存在一定的协调性问题。此外，“项目式”的产业规制和社会治理思维定式仍然存在，多层级、现代化、法制化政策体系及其有效执行机制尚不健全。两业融合缺乏统一、协调的政策体系支持与保障。
多措并举提升两业融合水平
立足于制造业发展，两业融合可以从不同层面上认识和提高，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从企业层面来说，应继续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鼓励先进制造业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聚焦核心能力培育，将非核心环节以服务形式的外包，保持自身柔性和灵活性，同时从需求端拉动从事现代服务业的企业创新发展。激励先进制造企业汇聚各类创新要素，进行服务型制造模式创新，支持其制造和服务能力一体化发展，开展工业设计、全生命周期管理、远程运维等创新服务，以获取“制造+服务”协同增值效应。
其次，从产业层面来说，优先支持和培育行业龙头企业、互联网企业围绕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共性技术服务需求，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独立或合作构建数字化服务平台，为其他制造业企业提供战略咨询、数字化能力建设、解决方案创新等综合性服务，打通产业链堵点和难点，促进创新要素双向自由流动。鼓励建立跨区域跨领域的新型产业联盟，拉近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间的距离，促进要素间交互共融，形成高度协同互补的产业融合新生态。
最后，从政策层面来说，需要建立一体化政策体系，为促进“两业”深度融合举措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与保障。应建立定期梳理更新相关政策的制度，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有机嵌入各项常规政策，建立以常规政策为主、非常规政策为辅的现代化政策体系。应将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统一纳入先进制造业的政策范畴，消除他们在税收、金融、科技、要素价格上的政策差异，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现代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力度，避免服务业“脱实向虚”，降低其“自我循环”程度，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李靖华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姜中霜系浙江工商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