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为黑龙江文学馆施工收尾，展陈实物即将登场，所以我们邀请专家对所征集到的相关实物，逐一甄别和认证，选出最具文学价值的藏品，让虚席以待的冰冷的陈列柜，因为氤氲的文气而从此有了温度，有了色彩，有了光芒。
文学馆实物展陈最重要的部分，是作家的手稿和信札。上个月我在浙江富阳郁达夫纪念馆看到《迷羊》手稿时，一阵激动。隔着玻璃柜，看着近百年前那沓纸页泛黄的手稿，那不同墨色的字迹，感觉郁达夫笔下的山水和人物，正透过纸页晕染开来，江湖名伶谢月英和王先生，月影似地浮现在眼前。
未来黑龙江文学馆的镇馆之宝，无疑是萧军长孙萧大忠先生捐赠的萧红于1936年12月18日在东京写给萧军的信。她说：“新年了，只是希望寄几本小说来，不用挂号，丢不了。”而她点名要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有英国小说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骑马而去的妇人》。当我小心翼翼地展开这封信时，仿佛听见了萧红的心跳声，看见了她乌黑闪亮的大眼睛，听见了笔在纸页上行走时那落雪般的声音，感受到了她的柔情、孤寂和怅惘。萧红走得早，但她以作品的强大生命力一直灿烂地活着，《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
为了丰富黑龙江文学馆当代文学板块的藏品，我也选择了部分信函，交由专家遴选。在书写已经普遍电子化的时代，我找到的与王蒙、林斤澜、冯骥才、王安忆、史铁生、铁凝、陈忠实、苏童等文坛前辈和友人的简短通信，让我又回到了文学的青春岁月。这些通信大都是20年前的，其中最吸引专家目光的是2000年冬日王安忆的来信。
迟子建：好！
两大本书一口气看完，很好看，一边是读了满洲国的十四年历史，一边是看了东北三省的风俗画，除了你这样的身体健康又傻愣愣的人，谁敢担这样的笨活儿！你干活有一股笨劲，这真是太好了。写小说其实是个粗活儿，我不是说粗疏的意思，而是笨重，像修金字塔，修长城，没有一点巧可取的。非常感动，真的！
显然，长篇小说的篇幅和体积也是一个压力，它将短篇里的那种童话世界压成了现实，这还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那时候，你的童话会扩大为巨大的神话，加油！
不晓得这封信什么时候能到你手里，因你说要回老家“猫冬”，让它等你吧。
安忆
2000年11月19日
信写在便笺纸上，短短一页，却承载了丰厚的内容。由于时隔20年，便笺纸像失去了水分的秋叶，纸张发脆，而对折处的凹痕，则像一把隐藏的岁月利剑，我拈起的那一刻，无声地将它断为两截，我赶紧将其用透明胶带先黏合在一起，这情景太像《伪满洲国》结尾我写到的那两块聚合的铜镜了。本来是杨路杨昭双胞兄弟各持半面的铜镜，可它们重逢时，只是物的团圆，兄弟俩在乱世中，一个死于土匪手下，一个死于叛徒手中。
而王安忆写这封信的背景，恰恰就与《伪满洲国》相关。2000年我出版了这部上下两卷近70万字的长篇小说，因为刚与王安忆等作家随王蒙率团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爱尔兰和挪威归来，所以我寄给王安忆这套书，没想到她认真读了，给予鼓励不说，还对作品不足之处有着温暖的提醒。重读这封信，王安忆说写小说是个笨活儿，无巧可取，对创作者来说依然是金玉良言。而她关于从童话到神话的说法，在我写作了近40年后，对它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她极为传神地道出了一个作家精神成长的必由之路——艺术的淬炼，不正是从童话到神话的过程吗？
王安忆所说的童话和神话，当然不局限于字面意思，它们还有超越童话和神话本身的广阔外延。如果说童话赋予万物以生命，我们在文学天地让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江河湖海有了心脏，它们陪我们走过文学的童年后，到了神话的世界，这些心脏一定会有异样的跳动，搅起人性之海的惊涛骇浪。逝去的荣辱，现实的悲欢，会碰撞和交锋。这时我们作品的现实，是从沧桑心灵挤压出来的现实，它有多重的声部，多样的质地，多变的气味，多彩的色调。
而我写作的转折，始于个人命运的变故。19年前本来站在恬静岸边的我，被生生抛进了风雨雷电的海上，我在拼命挣扎的时候，那个童话世界在惨烈的现实面前轰然崩塌。带着童话碎片上岸的我，忽然听得见这大地的微微叹息了，看得见别人眼里深藏的泪水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就是历经风暴的我，被撕裂后从心底流出的泪和泉。其后我又创作了《白雪乌鸦》，这部聚焦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的作品，单就瘟疫题材来说，是我以前不可能触碰的。那场肺鼠疫就是通过飞沫传染的，当时采取了隔离、封城和戴口罩等举措，所以在遭遇新冠肺炎病毒威胁的今天，有读者关注到这部小说，而我重读的时候，最肯定自己的，还是在死亡阴影笼罩下，所勾勒的依然活力四射的日常生活，真是无论沧海，生生长流！
从《群山之巅》到《候鸟的勇敢》《炖马靴》等小说，再到刚出版的长篇《烟火漫卷》，又一个五年过去了，王安忆所说的那种巨大的神话世界，仿佛一个朦胧的发光体，始终在前方闪烁、飘移、升腾，当我伸手触摸它的时候，它已隐遁，或者变幻。我想当有一天你不知道光芒笼罩你的时候，才会在光中。
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中，要托尔斯泰的《复活》，也让我想起了托尔斯泰回复辜鸿铭的那封著名的信。托尔斯泰在信中表达了他崇尚中国的圣贤之书，也一再强调中国不应模仿西方民族。但我透过这封信，还是看出托尔斯泰理想的中国和他心目中的东方，似乎得驻足于农耕文明或是和着田园牧歌的节拍向前，而《复活》《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哪个不是带着现实泥淖和命运脐血的民族与历史的悲壮史诗呢？其实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在这点上倒是清醒的，他早就意识到宗教和道德并不能解决人的心灵世界的问题。他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然力，还存在一种较自然力更可怕的力量，那就是蕴藏于人心的情欲。”这个“情欲”，与王安忆所说的神话一样，涵盖面极广，是欲望的丛林，所以文学在对人性的剖析上，永远有它独特的优势和价值。我们能够写好复杂的人性，就掌握了创作的命脉。
文学神话都是经过漫长积累，靠岁月和才华打造出来的，但没有童话的闪光片羽，我们去往神话的路，就少了天籁般的照耀。
（作者：迟子建，系著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