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人沈昌文于1月10日在睡梦中去世，享年90岁。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沈公的名字就在出版圈如雷贯耳，他主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策划“新知文库”“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丛书，出版《宽容》《情爱论》《异端的权利》《随想录》《蔡志忠漫画》《金庸全集》《爱默生集》等影响大时代知识面貌与格局的人文图书，在知识界、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
他任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是中国当代文化的风向标，影响了几代读书人。
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949年至1951年初，在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院采访系肄业。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任校对员、秘书、编辑等。1986年1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后退休。1980年3月起兼管《读书》杂志编务，任副主编、主编，迄1995年12月。
退休后一直活跃于出版界，1997年起，主持自己的“工作室”，与辽宁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两套大型丛书及《欧洲风化史》等上百种思想人文图书。发起创办《万象》杂志。
在沈公的旧识、好友眼中，他不只是一个出版家，更是一个充满个性的人，在他88岁时，业界出版了一本《八八沈公》。这本书不是历数人尽皆知的沈公之光辉成就，而是说一说他的八卦趣事。他是武侠小说里“深蕴内敛的中年练家子”，他是一位无法复制的“思想的邮差”，他是“安徽打工妹”心中永远的偶像。他用宁波话畅谈“食经”，和“复印机小姐”谈恋爱，随身携带着装有五十页“著译者”和“关系户”的PDA。当然，也少不了他对书的“痴爱”，他自成一派的“出版经”和处世之道。
他是智者，他是仁者，他是狂狷者。他是常背着双肩包，自称“不良老年”，独一无二的沈公。
本报精选部分追忆文字，透过诙谐好玩的趣事看到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个缩影。
为庆祝著名出版家沈公（沈昌文）的八十八岁寿辰，沈公的旧识、好友、徒子徒孙纷纷奔走相告，共收集了三十四篇关于沈公的趣事文章。在这些出版人、学者、媒体人的文字中，一个天真 、狡 猾 、机智、幽默、随心所欲、放浪形骸的沈公形象跃然纸上。
读书人眼中的沈昌文
以谈恋爱的方式谈工作
涉及“《读书》标准”的还有重要一项，即绝不滥用阿拉伯数字。沈公当然也会说，这可不是我定的，是遵循吕叔湘、陈原诸位先生的旨意。而懂得汉语，懂得使用汉语，才能够明白滥用阿拉伯数字是对汉语的践踏。万分庆幸的是，这一项原则《读书》始终不渝贯彻至今。而反观当下一些出版物，无语而已。
（《读书》）说独特，实在也并非什么独特，不过是在长期以来大一统的、程式化的、排他性的思维方式之外，保持了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既不为前者所限，又不与它对立；既非媚俗阿世，又不是剑拔弩张，只是“温柔敦厚”坚持着独立思考的权利。这就是《读书》的立足点。严格说来，它不是反叛，不是革命，而是以思维方式的变革。自然，这是一个极小的范围——只限于它的作者和读者。
由此而形成的语言风格也是独特的：不是美文，不是社论文体；不是矫揉造作妆点出来的华丽，不是盛气凌人的教训口吻。是打破老八股、新八股，即程式化的语言，而体现出来的纷纭的个性风格。这风格不是《读书》的，而是作者的。自由运思、各具面貌的个性风格聚在一起，才是《读书》的风格。对编辑部诸同仁来说，编《读书》，不是糊口的职业，而是一份爱好，一份生命的寄托。编辑的“存在”，与《读书》的“存在”，几乎融为一体——他们从《读书》的“存在”中，发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所以，编辑部的管理方式是无序的，非程式化的。绝少召开正襟危坐的工作会议，绝少正儿八经地分析、讨论国内外形势。除了受生产周期的制约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严格的规章制度。它的运转，靠的是配合默契——不仅编辑部同仁之间，而且，《读书》与它的作者、它的读者，也常常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可遇而不可求的默契。
《读书》的风格，极大的程度体现了主编风格。主编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以谈恋爱的方式谈工作”。可以把它解释为以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言，代替枯燥僵化的公文语言；以带有人情味的交流方式，代替刻板的上下级关系。这样一种领导作风，这样一种作风所造就的小环境、小气候，对《读书》风格与气质的形成，当然大有关系。不过这种方式是不能推广的——它只适用于这样一个天然凑泊的小群体。
主编先生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可奇怪的是，凡是他想看见的，所见绝对比明眼人只多不少。凡他所不欲见，即近在眼前，也一如“盲点”。一位朋友说：
《读书》的主编，智可及，愚不可及。——赵丽雅
另类的杂志掌门人
他从上海滩一路走来，带有上海市井中的颖悟灵动和世俗烟火气；他又大半生游走在北京这等政治中心的学术文化圈里，有了根深蒂固的超越性理念。他前者对人、后者对文，南人北相，既不以古板拘泥拒人，也不以狡黠圆滑伤骨。两者对接，竟拼出一个堪称另类但不失完美的杂志掌门人。——吴彬
出版圈共享之宝
都说家有一老胜有一宝，沈公实在是出版圈共享之宝：没他的饭局，只有饮食，少了文化；没他的活动，只有礼貌的掌声，少了书友会心的笑声。——郑勇
思想离不开趣味
老沈创造了许多金句，其中我引用最多的，是这句：
“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
这是何等的自信！
说来你不信，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竟然就是读书界的事实。那个年代的过来人，假如不是《读书》的读者，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读书人。我的好几个朋友，在酒过三巡、神态微醺的时候，都很得意地向我吹嘘：我家里有创刊以后的全套《读书》！
……讲到精神传统，老沈既不是激愤的鲁迅，也非理性的胡适。他就是一个当世林语堂，有落拓不羁的名士派头，有杂贯中西的一知半解，有嬉笑怒骂的幽默战法，有拿自己开涮的强大心理。只是，他没有林语堂那种“西崽相”，他更草根，也更中国。
在老沈的身体力行之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书》，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用他的话说，读《读书》不必正襟危坐，可以躺着读，上厕所的时候也能读！但《读书》又不是一般的枕边读物、厕所文章，读完之后，知识有大长进，精神有大补益。如今在学院里面接受过规训的学者，已经很少有人会写这样有趣的文章了。我真是三生有幸，属于八十年代精神之子，在老沈的言传身教、“威逼利诱”之下，从出道的第一分钟开始，就懂得一点“思想离不开趣味”的为文之道。——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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